（一）医药广告与社会
政治、经济决定了文化，文化反映政治、经济。近代报刊上的医药广告也是对一个时期社会文化风气的反映，透过医药广告，我们能够捕捉和发现那个时代的特征。
1.逐渐信任科学
越来越多的医药广告中，对于人体器官、药物成份的描述用语相对以往更加准确，有些甚至与如今医学上的专业用语差别不大。同时对疾病症状的描述也更加仔细、直接，也是体现社会对疾病有了一个较为科学、理性的认识，相比从前讳疾忌医、甚至将疾病归结到神秘主义已经有了很大进步。这是社会风气更加开化的象征，当然信任也是逐渐积累的，中西医在近代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使得一些疑难杂症得以解决，典型代表例如牛痘疫苗的传入。牛痘疫苗在发明后不到十年的时间，就传入我国并被广泛使用，既是其预防效果的体现，同时也说明我国古代中医药学界对于创新成果的认同和开放的治学态度。
晚清著名启蒙思想家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医道》中，就曾对于西方医学关于人体脏腑器官的认识、药物炮制、外科器械、诊断手法等方面表示称赞。可见国人对于西方医学技术上的认可。
2.消费文化的盛行
经济发展较快、对外交流较为频繁的地区，思想也更为开放。在20世纪20年代的广州，人们对于身体上的消费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男性追求健壮的身体，女性也注意起对皮肤的保养等。因而有相当一部分的医药广告，根据人们不同的消费需求，推出了许多保健、养生药物，如男性的补肾滋补药物，女性的补血药物等。相应的，在广告图文的制作上也会有所侧重和变化，如《申报》一则“兜安氏补药片”的广告上，漫画内容就为一个壮年男子展示自己健硕的肌肉，寓意此补药可以强身健体。同时这些理想效果的广告图片也更加促进了消费者对理想身材的认同以及药物的消费，这一时期医药广告的快速发展正是对社会普遍认识的反映。
除了消费者自身的需求之外，商家的宣传也是促进医药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恰逢国家危亡之时，不少国货医药将强身健体与爱国、民族复兴相结合，即通过政治力量的宣传。例如百好炼乳就曾宣传“当此国危，人人应有救国之心，国民之义务，皆当谋经济之补救，服用国货，庶塞漏卮。”身体强壮，才能为国效力、驱除鞑虏、还我中华！以国民强壮、复兴民族、增进国民健康为宣传口号，此时的医药广告也成为了被消费主义塑造和修正的对象。
3.治疗疾病的基本需要
既然是药物，自然最大的功能还是治疗疾病，这一时期医药广告的出现和盛行与该时期的社会状况与流行性疾病密切相关。
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侵入中国的还有肆意流入并泛滥的鸦片，极大危害了国民的身体健康，加上战火纷起的恶劣环境、卫生水平得不到保障，一些传染病如痢疾、肺病也逐渐蔓延开来。同时，由于当时的娼妓现象依然十分普遍，导致男女性病患者也较多，人们深受性疾病和鸦片的影响。
民国31年（1945年），广东省政府卫生处统计，一年内门诊病人总数为20.7万人次，其中皮肤花柳科病人5.3万，占25.71%。因而这几年的粤南版《大光报》刊登了大量针对性病、流行时疫、眼疾、内科等疾病的医药广告。“淋”、“浊”、“梅毒”这些字眼常常出现，或是“梅浊克星”等药物。这些广告刊登的医药内容，正是对当下社会现状的一个真实反映。
此外一些引入的疫苗，如预防天花的牛痘疫苗，也常常被出现在医药广告之中。天花，长期以来一直是国民的一个噩梦，其致死率之高，乃至清朝的帝王都无法逃脱。因而在出现更为安全、更有效的疫苗之后，“XX天花痘苗”类似的广告常被刊载，逐渐占据医药广告中的重要部分。
（二）医药广告与社会观念
在医药广告中除了药品之外，出现越来越多的保健品宣传，例如在《申报》中出现的“补脑汁”“五牛牌牛髓粉”等产品。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社会关于健康的观念也有所变化。此外还出现一些名为“卫生指南”“卫生秘宝”等文章，旨在向百姓宣扬卫生保健观念。
1.公众卫生意识的觉醒
卫生问题逐渐得到国人的日益重视，随着细菌论的传入，卫生观念、疾病预防的观念也逐渐通过报刊普及，1912年5月26日《申报》的《演说养生术记》一文中，就从“微菌为疾病之原因、个人之抵抗力、洁水之必需、食品与健康之关系、民强即国强以及公众卫生官之责务”等六个方面来说明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的关系，并提出设立公众卫生官的建议，广泛普及卫生观念，可见公众卫生意识已经逐渐觉醒。
国家羸弱的原因在某些爱国人士看来也与国民注重卫生有着密切的关系，“今日我国民穷财尽……然探本穷源，缘因不注重公共卫生所致。”“19 世纪晚期，在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窘迫中，在‘不讲卫生’‘东亚病夫’等国际意象的羞辱中，在“强国保种”的悲情中，中国社会的精英们开始了关注身体、卫生。”
公众卫生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这一点也逐渐为官方所认同，政府部门根据公共卫生、环境问题、饮食问题、娼妓问题等颁布了一系列条款和规章制度，旨在积极引导公众卫生意识的树立和规制公共卫生问题。
2.从西医广告占比中看国内医药卫生观念的变化
在一开始西医、西药进入中国时，自然是遭到了排斥。中医与西医在医药广告内容上反映与代表的也是两种不同的卫生观念，观念的认同与融入一向并非易事。
在《申报》医药类广告的研究中，有学者通过对1887-1901年的统计研究西方医药广告与中医药广告的比重，结果显示中医依然占主要地位，但是西医的广告比重也在逐渐增大，1896年之后逐渐达到12%以上，西医广告数量在不断增多。一方面是随着列强侵华带来的资本输出，导致国内出现越来越多的西医诊所、医院、药房等，这一部分医药广告主体对于宣传的需要。另一方面，就是国内对于西医药的一个认识也越来越客观、科学，中医人士以及民众逐渐开始认同西医药的效果，对西医药的需要越来越大，对不同的卫生观念也开始了解并接受。
3.从医药广告宣传中看国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
在医药广告中，由于时局的特殊性，“国货运动”逐渐兴起，对于医药市场的争夺也是十分激烈。有相当一部分民族医药企业在制止列强资本输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据海关报告，在民国十年时，每年进口仅九千万元，到民国十五年间，每年增一万六千万元。现在已达二万万元以上。”西药的不断输入，让民族医药界感受到了危机，因而部分民族医药企业在完善自身发展、努力自主研发药品的同时积极抢占国内医药市场，将医药广告的宣传推广至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的高度，不少医药老字号如今都还尚在。
例如在《申报》中出现的“庆胜丹”“雪花精”“第一中国牙粉”商品，在广告中就表示“大可挽回利益, 抵制外来各货”，如果“能畅销一份国货，即能抵制一份外货，想同胞必能鉴此苦心也”这类广告以“国货”为诉求，提倡消费国货来抵制西方的经济侵略。一定意义上激发了百姓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并且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近代报刊的医药广告，既是医药业发展的宣传推广需要，同时也以独特的方式记录反映、甚至引导了社会观念及文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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