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看到网上提出“文学写作或文学批判毫无用处”的说法，就有种气不打一处来的感觉，但是冷静下来一想，这种观点也算正常，因为现在持这种观点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那么反问一句如果作家诗人写的作品没有用，请问什么对现在社会有用呢？毋庸置疑，对现代人来说能赚钱的行当都是有用的，功利之下，必催生利欲之心。
90年的我所生长的环境已经很盛行“读书无用”的书法。记得从小学开始我在我们那一片成绩都还算可以（事实证明拿到全国一比就是学渣），经常被爸妈拿来在乡邻中“炫耀”，每每此时乡邻们总能够口若悬河旁征博引的用那些小学读完出去打工几年后一身杀马特装扮“衣锦还乡”的人来印证读书无用之说。一方面这话里可能有股酸腐味，另一方面这股看轻读书看重赚钱的气息也确实在我们那一片蔚然成风。
这样一路走来，在我们那边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以前每年过年会回去热闹热闹，现在也回去的少了，一来达不到“衣锦还乡”心有惭愧，二来省的被人拿来当反面教材：“你看那家伙上过大学，也就那样”。
很多东西，只有你真正失去了，你才会觉得心痛，文化的传承也是如此。
中华文化传承了几百年的“仁义礼智信”，就是靠着一本本名篇，靠着无数文人大家的笔耕不缀，靠着对不良风气的口诛笔伐，对正义之士的歌功颂德才培养出来。没成想到了现在却变得百无一用了。岂不痛哉。
公元前237年，在得知郑国是韩国派来的奸细，而其凿渠溉田的水利工程只不过是韩国的“疲秦计划”之后，秦王嬴政勃然大怒，在听信宗室大臣的进言后下达了著名的“逐客令”，也就是要驱逐所有在秦国生活的其他国家的人，这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李斯。怀着惶恐的心情，李斯在临行前写下了著名的《谏逐客书》。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嬴政在看到这篇文章后，就立马收回了命令，并让李斯官复原职。纵观整个秦国的发家史，正如李斯所说全是靠了这些“客人”，通过一段文采飞扬的文字，李斯站在嬴政统一六国的高度晓以利害，最终打动嬴政继续不拘一格用人才，为日后统一六国打下基础。
再把时间线拉到大唐盛世，创造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后期由于国家太平便出现显露出骄奢忘本，好兴土木的一面。居安思危的魏征马上就写下了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岂望流之远，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治，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就仿佛是向李世民头上泼了一盆冷水，他立刻清醒过来，写下了《答魏征手诏》，并将《谏太宗十四疏》置于文案当做座右铭警醒自己。而创造大唐盛世的李世民自己也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帝范》，作为最伟大的帝王沉思录，不断的警醒着后世。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文学或者说文字，在历史长河中不论是批判还是歌颂，都在发挥着其不可磨灭的作用。
鲁迅在其很多作品中表达了对国民劣根性或者说奴性的批判，表达了对国民愚昧无知的批判，对封建社会制度的批判，但假若人们不读他的作品不去进行内省和反思，自然于这些人而言是无用的，但是并不能因此而说其无用。
毕竟，有些愚昧不是仅仅就靠批判愚昧就能消除的。
行文至此，我想起了儿时看过的《铁齿铜牙纪晓岚》这部电视剧，里面主题曲有段歌词：
谁说书生百无一用，谈笑那风生
只靠那三寸不烂，莫笑文人迂腐寒酸
大肚能容，偏有那义胆忠肝
义胆忠肝，啊…………
也知道自古漫漫人生路，只不过这人间
世道不该贫的贫，不该富的富
也知道难得糊涂才是福，却忍不住要为天下
天下苍生，登高一呼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用是书生”，可叹大多数人都记得清朝诗人黄景仁《杂感》中的这句诗，却不知其人，亦不解其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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