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文学一直是政治的附庸，文学史的书写多是以政治分期作为依据。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概念，将中国文学史放置在世界文学的进程之中，三人的讨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本书写于1987年，与“三人谈”几乎处于同一时期。这本书主要是从文化角度来审视二十世纪小说发展运动的过程。作者认为这数十年小说发展之所以丰富，之所以复杂，之所以变动不居，是由于它在民族的历史性痛苦中面对着严峻的文化选择和审美选择。论述二十世纪小说发展的文化轨迹和文化脉络，是本书的总的主题。
全书共十五章，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是介绍文学研究的方法。作者提出了文学本位和多元互补的方法以及交叉的文学史分期方法。文学本位观和多元互补的方法，首先是将文学回归本位，就是在认识一个文学作品，必须把它的审美价值放到一种非常重要的、本质的意义上去认识。其次是文学本身又不完全是文学，不仅仅是文学。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风俗种种因素都对文学有渗透，要采用一种开放的审美的态度去看文学与其它领域的渗透。最终以一种审美的和历史的尺度来统一把握这种多元互补的方法。文学史交叉分期的方法是将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和中国文学具体格局相统一，不再简单地将文学事按照政治分期划分。例如作者不同意将鸦片战争到五四确立为“近代文学”，因为文学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的发展并不总是同步的。社会政治已经进入近代，文学发展并没有真正进入近代。甲午以前的文学总体上并没有近代文学的观念和近代文学的形式，只能算是古典文学的衰落期。所以作者认为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1840-1898）时期的文学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文学。此外，还提到文学内部在同一时期出现的流派相互之间有一种互补关系。现代文学有参与历史的传统，但缺乏忏悔意识。小说史体例方面，建国后主要学习借鉴苏联，而忽视了中国传统的史学形式，发生于传统的断裂。
第二部分是介绍清末民初小说在文化上的选择与迷失。清末民初文人志士带着严重的民族危机感和文化危机感去接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在当时借鉴西方文化的同时，带有强烈的救亡图存的意识。
清末民初的小说发展历经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重要的一年是1902年底到1903年。这期间，梁启超办起了《新小说》杂志，从小说观来看，梁启超代表了这一时期。文学政治化的观点反映了他们那一代人是把救亡图存，求得民族强盛作为思维的焦点。《新中国未来记》所体现的是救亡图存的民族群体意识超过了对民族文化的本土认识。这一阶段，重善与俗，容易失去小说的内在审美因素。第二阶段以黄摩西、徐念慈为代表。他们的文学观有科学性，带有西方色彩，主张真与美。他们从反映论的角度，认为文学反映生活是“镜中取影”，认为小说和人生是不可分的，是“五四”时期人生派的萌芽。另一有价值的是林纾翻译狄更斯作品所写的序，他看到了近代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作品的平民性。第三个阶段是民国初年，西方文化继续冲击着中国社会，作家带着文化遽变中的心灵创伤来创作，鸳鸯蝴蝶派重利与趣反映了这种失调的情况在作家心灵中的痛苦及其矛盾。
鸳鸯蝴蝶派的作品是殖民主义文化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传统而产生的失调现象。这派作品并不是把感情看成是大逆不道的，他们对传统的文化有离心作用，但也有向心力，也有回归作用，这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他们是封建文化教育出来的，又被封建的轨道抛弃到荒地上去，简直成了被抛到十里洋场的孔乙己、陈士成，旧我失去了，新我没有找到，自我尊严迷失了。自我尊严的迷失必然带来了文化尊严的迷失。他们只好玩弄自己的感情，以写男女两性之情作为自己苦闷的排泄口。
清末民初小说体式的变化，是一个并没有成熟的、没有完成的、带有一个很大省略号的变化。结构形式由刻板变得灵活。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出现，打破了传统的全知全能视角，作者本人参与了故事的发展。时空结构的变化，有相对的静变为动，这个时代的动荡和风气的开通使人们开始丧失宗法制社会那种稳定感。时间有顺向变为逆向，空间由纵而横。横断面作品的出现，实际上是人的切割感，是生活对人的切割感在文学上的投影。
第三部分是第三章到第七章（广义上的五四时期），介绍了“五四”小说观念的变革及其文化深度、“五四”流派的文化取向、女性小说以及鲁迅小说的文化内涵和郁达夫小说的文化心理素质。
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我们古老民族的一次重要的文化选择，它以逆反的方式实现文化的突破。正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中，形成了“五四”小说观念变革的文化心理逻辑。通过横向借鉴达到宏观的组合，从整个世界文化结构来看我们文化和小说的问题；新旧文学阵垒之间的竞争，在逆向的选择中追求创新，如1919年对黑幕小说的批判，1921-1923年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在竞争中形成流派，展开多元探索。“五四”时期出现的新小说类型有性格小说、心理小说、风俗小说和诗化小说。
而“五四”小说意识变革的文化深度来源于真实观和悲剧意识，功利观和批判意识，审美观和文学的本位意识。真实观和悲剧意识。早期的“真”是抒情写事连一起，思想和形式混在一起没有分清客观的真和主观的真，显得很笼统。但流派出现后，这种浑然一体的“真”向着两个方向展开：一是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再现说，真是如实描写客观对象；一是以创造社为代表的表现说，主要是内在情绪的真挚抒发，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和情感性。“五四”文学是觉醒的文学，新文学作家们看到了现实的不合理性，他们用现代的意识观照社会，观照文化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从而发现了其中的不合理性。在习以为常的文化中看到了悲剧因素。这主要是在文化考察中所产生的对社会的重新审视，同时也是民族灾难中作家的使命感的一种表现。两种悲剧类型：一种是“平凡的悲剧”，鲁迅称之为“看起来没有事情的悲剧”；一种是心灵悲剧，知识分子就觉醒后无路可走的悲哀。功利观和批判意识。文学要不要为现实服务，要不要参与历史，早期新文化倡导者们并无分歧。到流派竞争时期，这一问题变得复杂。文学研究会主张文学为人生，有所作为体现着功利观。创造社作家想把“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两者统一起来，更强调“为艺术”，却又不是单纯“为艺术而艺术”。但1924年后，郭沫若等一些创造社作家对文学的功利观反而表现得比文学研究会作家更为激进，主张文学直接干预政治生活。在“善”的问题上，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一个是“有为”，一个是“无为”的。自文化模式而言，文学研究会主张“有为”，有儒家印痕；创造社主张“无为”，有道家风范。审美观和文学的本位意识。文学研究会认为美在真中，有真就有美。创造社作家强调美的独立性，认为真和善在美中，美放在第一位，有其独立的价值。
社会的急剧发展，中西方文化的撞击，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使得“五四”时代成为一个能容纳丰富的文学流派的时代，它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它是一个觉醒的时代；另一方面，整个社会机构处于停滞的悲剧时代，容易产生现实主义作品。“五四”时期主要有文学研究会、乡土写实派和创造社三个流派，相互竞争中体现了新文化的群落性。首先是新、旧文学之间形成了文化间共时性的层次间隔性。自从1917年文学革命提出之后，新文学和旧文学产生对立。从时间上说，新文学代表现在和未来，旧文学代表过去，时间上有历时性有先后时间关系。由于社会上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层次，这种竞争，使新文学成为高级的探索性的文学，就文学下降为平凡的市民阶层的带商品性的文学，这就出现了文化间共时性的层次间隔性。而流派的兴起，又打破了新文学内部相对统一的局面，在新文学这个文化层次上，出现了不同作家群体间的群落差异性。主要表现在题材取向、人生观、社会观、审美追求上的异同。人生派题材比较松散，广泛的社会问题，侧重于人道主义倾向，总体趋于现实主义，主要借鉴俄罗斯和弱小民族文学系统。浪漫抒情派在题材上显出一种切近性，自己的经历，倾向于个性解放，追求人的社会价值，人的尊严，人的七情六欲的合理发展，更趋于诗化，较多地借鉴于西欧，受英、法、德、美诸国文学。乡土写实派更多的写故乡的风土人情，侧重于启蒙主义、民主主义，以浓郁的乡土特色取胜，多采用现实主义，烙有地域文化的印痕，乡土派较多的接受俄国、东北欧小说的影响。
作者认为鲁迅是一个主潮作家，而不是流派作家，他具有过人的，或者说非凡的文化意识。鲁迅的文化意识有他自己的特点，他以一种非常浓郁的忧患意识，对我们传统文化的现实社会功能和总体社会效应进行了深刻的思考。鲁迅小说的文化内涵有对国民性的解剖，对封建性的儒家礼乐文化的批判，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思考等。鲁迅以一种忧患意识，抱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提出自己总体的文化构想，在不失去民族文化的自信力的前提下，对外国文化采取“将彼俘来”的态度，“自由驱遣，毫不介怀”。
女性文学的崛起是现代文化思潮冲击封建女性伦理定型的结果。两代女性作家，第一代是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如冰心、庐隐、凌叔华等。第二代是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出现的，如丁玲、谢冰莹、萧红等作家。两代女性作家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性别认同。五四时期的女性小说处于过渡形态，这一时期的女性小说家大体可以分为三组，出现较早的，带有启蒙主义问题小说倾向的作家，陈衡哲、冰心。流派出现后，自叙传色彩和主观抒情色彩，庐隐、冯沅君、石评梅。而凌叔华、苏雪林等书写的是温饱人家或高门大户的女性之苦闷和忧愁。这一时期的作品，由于生活所限，题材是比较相近的，狭窄的或表现比较肤浅的。她们都喜欢写妇女题材、儿童题材，既是她们所受到的生活天地的限制，也是她们所表现出来的性别认同。她们的小说在艺术上情调上都带有女性文学的性度。相比于古典文学女作家五四女作家具有更多的女性特点，比第二代女作家具有较完整的特点。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时代要求已不是“文坛女士”而是“文坛斗士”了。她们从女性角度出发，所追求的是一种人类性，不同于冰心时代习惯成自然地就女性呈现女性意识了。
郁达夫在辛亥革命后到日本留学时，远离本土，处在两个文化圈之间，既受中国文化圈的制约，又受日本明治维新文化的影响。既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疏离感，又没有在日本明治维新文化中找到归宿。文化的错位，为他们造成了一个心理上觉醒的机遇。郁达夫的作品写“人的意识”，写人性，往往带有病态心理的特点。所谓病态心理就是他的内心生存机能与其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失调的一种表现。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具有反传统性，如小说的心理描写营造出感伤的风流，情节的淡化，情绪的加强，对传统文学的突破，拆除了作家与读者之间情感隔膜的藩篱，完成作者与读者之间真诚的心理对话。他的小说观念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重“真”和“美”而轻视“善”。这种文艺观是中国古典小说重教化的观念相对立的，二是他们的文艺观，是一种“表现说”，认为文学是作家内心的表现。所以他们追求的是小说的心理化、抒情化和意境化。这也是与中国古典小说重情节倾向相对立的。他所借鉴的是新旧浪漫主义两种创作观的影响。
第四部分是从第八章到第十三章（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第二个十年），对左翼、京派、海派三个流派的重点作家作了介绍分析。
中国人借鉴外来文化，由笼统而专注，由浮浅而深入，由日本而法美而苏俄，是以血为代价的。这一时期，文学的多元开放性紧缩了，而文学的历史革命感增强了。对“五四”文学运动的排揎以及对苏俄文艺政策的照搬，早期的革命文学者在解决文艺问题上，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1930年左联成立，实际上是对左翼文学观念的调整。随后重点分析了丁玲和张天翼两个作家。三十年代前期，丁玲在文坛上的盛名，除了她早年写了《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外，她以后作品的盛名在于她是作为左翼文学方向的锐进探索者，而不在于她留下了多少传世之作。
茅盾、巴金、老舍的文化类型比较。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是“五四”文学开拓时期的产物。茅盾、巴金和老舍则是现代文学开始成熟时期的产物。“五四”时代，宝贵的是开拓者的精神；三十年代可贵的则是建设者的气魄。茅盾观察问题较多的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出发，强调的是时代性。与此相映照的是茅盾小说中出色的两性心理描写和深刻的社会文化观照。他创作的文化类型，着重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是与整个社会思潮合拍的，处在社会思潮的中心位置。因此，他的创作道路在与时代思潮相配合、相呼应的过程中表现为前后一贯的发展形态。他为中国文坛增添了史诗气魄。巴金的文学是一种充满着青春气息的热血文学。他的创作道路的发展模式是前后交叉型的。青年式的热情，江河般的酣畅，贯穿着巴金小说的始终。从《灭亡》到《寒夜》，一个充满浪漫激情的巴金最后发展成为一个冷静写实的巴金。但前后都程度不同地兼备着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双重性。老舍是一种回转式的。他是以朋友式的温和态度观照古都风俗的动态变化的，与沈从文以几近奉神的虔诚态度观照湘西风俗的静态凝止由明显的区别。过人的幽默灵感，在市民风习的出色描绘中折射出民情民性。老舍的创作方法呈现出前后转折的发展形态。在开始创作的头七、八年间，是与时代思潮的前锋存在着一段距离的。转折当以1934年元旦发表在《文学季刊》上的《黑白李》为界。到《四世同堂》时，浓郁的文化意识是宏观的、历史的。创作方法也逐渐演变为文化意识和现代意识，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在新的时代高度上的组合。茅盾、老舍、巴金开始创作的起点和历史机遇以及各自的内在气质是有很不相同的。但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创作方法和文学意识趋于接近。三位作家都走向了社会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的结合，对于民族灾难和民族新生的思考趋于相对一致。
萧军、萧红文化素质的差异。左翼作为群体代表了三十年代文学的主潮，左翼之外有南京作家群、四川作家群、东北作家群。四川作家群有更浓郁的乡土特色，风气闭塞，带有原始落后的野蛮色彩。东北作家群充满流亡者的情绪、血泪和悲哀，恋乡之情多夹杂着悲愤。1932年到1933年，《跋涉》成为萧军、萧红共同的文学起点，这一时期同中有异。从艺术上看，萧红此时基本上是受萧军思想艺术的启蒙的。但他们的作品这时已显出不同气质。萧军带有类似早期创造社浪漫抒情的气质，往往以身边琐事为题材，带有自传性质，多抒写自己的愁苦和忧愤。萧红的作品则从乡间野地寻找带血带泪的诗，是带有一定抒情倾向的写实作品。1935年《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发表之后，不同之处明显增加。萧军的作品社会功利性很强烈，刚劲强悍，火气外露，往往损害他作品的诗意，给人一种很“急”的感觉。萧红的文化风俗意识较强，她是以敏锐的眼光从生活中直接感受到千姿百态的民族性。秀丽婉转，灵感火花四溅，一派天真自然。萧军的苦恼在于如何从以往小说学的法则中解脱出来；萧红的苦恼则是自己创新的小说学如何得到人们的承认。如果说萧军作品中有建筑美的话，萧红更多的是音乐美。她总是以自己充满才华的胸襟中所流露出来的情绪为全文的线索，这是一种软线索，而萧军的是硬线索。故事人物是萧军作品结构的框架，而萧红作品则有拂不掉的情绪弥漫其中。
废名和沈从文的文化情致。废名、沈从文同属于平津作家群，他们所采取的是返璞归真的人生态度和肃穆静观的审美态度，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纯艺术的道路。废名是从宗法的乡村文化的静观认同态度中赞扬其中的人文情味，同时反对那些破坏这种自然状态的人文情味的人为干涉，但又觉得人文情味无可挽回的消逝，因而作品流露出一种隐隐的悲哀的挽歌情调。沈从文对宗法制农村文化的取向与废名是采取一致的方向，而他比废名更舒展的地方，是将乡村文化和异化了的城市文化作对立物加以描写的，也就是说他的文化参照系比废名更开阔一些。废名观照世界的心理距离比起带儒家文化倾向的“悯农诗”心理距离远一些，而离带神仙家色彩的“游仙诗”的心理距离又近一些，他的作品飘荡着佛教的解脱和道家的恬淡的轻雾，对农村生活取“万物静观皆自得”的态度。沈从文作品比废名“宽而优”的地方在于他不仅比较充分地展现了一种人生形式，而且还写出了这种人生形式之下的差异和对比度来，写出荒蛮之处的忧郁和痛苦，并在其中揭示了一种受磨难但未泯灭的人的价值感。废名与沈从文在诗学取向上显出跟《故乡》一致。他们也用纯净的、清澈的、宁静的诗情画意作为小说品格的追求。两者都很讲究小说的“清幽意境”，语言上都追求没有痕迹的语言技巧，对自然景色的描绘，追求小说的绘画性。
三十年代上海现代派的都市文化意识。上海的文化形态是变动迅速，思潮急剧换新的，与北平文化的相对沉滞、平稳、从容互有区别。北平文化心态表现为对传统文化有过多的认同感，上海文化则有在疏离传统文化的同时，对外来文化有较多的认同。现代派对“现代人”的认识，人际关系带上极大的随遇性，彼此之间显出一种冷漠无关、难以轻易信赖的心理距离。这就形成了都市社会冷漠的陌生人性格。在畸形的商业社会中，人情淡薄，都市人的相互交往往往是着重私利目的和个人欲望，又因举目皆是陌生人，故潜意识的物欲和性欲较轻易冲突而出，损人利己、行为越轨，甚至铤而走险，造成失却平衡的片面发展的情形，这是现代都市畸形人的一种状况，成为“片面人”。“片面人”发展的极致，已是“变态人”。当自由缺乏社会责任约束时，转化为游戏人生、作异人生、享乐人生，在花花世界的颠倒狂迷中，显示出人生行为的随意性和失落感。人生价值的失落，人生无所归宿。现代派笔下的都市意识与乡土意识具有反差性。刘纳鸥未能写出这种反差性，其作品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疏离超越了施蜇存、穆时英，洋味比较足。施蜇存和穆时英则写出了这种文化反差及其在人们心中引起的痛苦和惶惑。现代派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在心理分析技巧的探讨上，现代手法的运用，对小说艺术上做出了贡献。
光复前台湾小说的文化归属，强大的认同中华民族文化的向心力。台湾乡土文学意识中隐蔽着的认同祖国的寻根意识，主要表现在风俗文化意识、社会平等意识和民族意识，对民族正气的赞颂和对民族失节者的憎恶。在反封建意识上所包含的母体文化的逆向意识。着重剖析封建伦理文化上的荒谬性，去掉传统沉淀的弊端，增强民族文化在适应新历史进程中自我调节的机能，增强民族文化的生命力。阶级意识、抗日意识与大陆新文学潮流有着呼应关系。
第五部分是四十年代文学中心的散落。四十年代，在抗战的总主题下，艺术方向处于散落状态，由于文学中心的散落而引起的小说探索的散射性，分为解放区文学、国统区文学和孤岛文学。解放区文学紧贴战争，贴紧政治，有一种非常热情的社会使命感，充分挖掘着中国劳动人民的英雄品格和心灵之美。在文化选择上，具有浓郁的民族自尊自重的意识。国统区文学，重庆是比较浓的阴郁的色彩，香港在当时是最富有探索性的，最富有层次感的。孤岛的上海多采用象征主义的曲笔。赵树理、钱钟书、路翎都有各自不同的文化气质。其中路翎是“七月派”的代表人物。选取的是那种真实的、活的、具体的、各种各样负担生活的永生力量，各种各样的夺取生路的求生愿望，在群众带着精神创伤的灵魂里和带着血痕、泪痕的人生里寻求支配历史命运的潜在力量，开辟从创伤里面逐渐把潜在力量解放出来，开发出未来的道路。这就是要求作家描写人民的那种带有自发性的原始强力，描写在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逐渐沉积下来的人民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这就是必然使他们的作品带有油画的色彩，层层的画色显得厚实而又沉重。
最后一部分是写当代小说文化心理的大调整。凋零后的猛进或萎靡中的重振，是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和本世纪七十年代两个文学新地貌的共同特点。产生创新追求的两个断裂点：一是“五四”文学，一是文化大革命。“五四”文学是继晚清到民国初年这场半途而废文学改良而重新掀起的一场文学革命。它的断裂，是在鸳鸯蝴蝶派使整个小说基调出现萎靡的和境界狭小的情形上开始断裂的。它要求“五四”文学抛弃鸳鸯蝴蝶派的游戏和消遣的文学观，积极地参与历史发展，通过文学的革命，带动整个历史的变动。所以它开始创立为人生的文学。新时期的文学，产生创新运动的断裂点，是从“文化大革命”期间百花凋零的文化沙漠中开步的。它的逆反心理的另一个对象就被严重歪曲了的单一的现实主义文学，所以它要引导文学向开扩的方向发展。“五四”文学革命是引导文学提高自身的品格，新时期的文学，是要引导文学丰富自身的风貌。因此，这两次文学的创新运动对传统的文学是采取不同的姿态的。“五四”时期是采取峻急的批判态度；而我们现在的文学为了拓宽自己发展的道路，对传统文学采取宽容的并存的态度。随后介绍了现代意识和个性意识的选择以及历史意识和人的意识的两极互补。以阿城和张承志为代表作家分析。
存疑点：一是上海文化是一种畸形文化吗？为何左翼、现代派甚至京派部分作家都会争相前往上海？除了当时的安全因素、政治原因以外是否还有文化的原因？
二是“五四”可不可以像“文化大革命”一样看作是断裂点？
总之现在其中的有些观点看来有些普通，但在当时却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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