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大老板说让我更文起个不太low的文章名（我没敢用她要求的“高大上”），我就想到了这个，这之后还可以有盛唐那几人，中唐那几人以及晚唐那几人。不知道鲁老板届时会给个啥评价。
言归正传。
初唐四杰基本都是生活在唐高宗晚期或武周前期。在他们之前，在唐朝的文坛上还活跃着很多名气不小的诗人，那些人的诗基本是比较纯粹的宫体诗，内容跟陈隋时期也没啥大差异。不过这其中，倒有一个可以说一下，那就是上官仪。
上官仪的宫体诗写得相当地牛，可以做到宰相的人，文字措辞水平自然是低不了的。他对六朝以来的对仗加以总结归纳，提出了“六对”“八对”，比如天对地，日对月，花叶对草芽，这一成果客观上对后来律诗的规范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四杰基本都是小时候很聪明，长大了却不怎么得志的这类人。这种情况下，他们内心对建功立业的向往和官场无法得意的现实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落差。所以怀才不遇的情绪自然是溢涨的灵感四处飞扬，在他们的诗歌里呈现出来了。
这种结果反倒带来在诗歌创作上的创新，此前的宫体诗大都是宫廷、艳情之类的内容，而他们的诗歌将诗的内容从宫廷、从亭台楼阁、从红粉艳情带到了市井百姓、广阔江山、人生梦想、大漠边塞，这种内容的变化，一下子打开了诗歌承载内容的大门，诗歌从此从宫廷走向了民间。他们带来的这种变化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所以我们说贡献不仅仅是写了几首好诗，很重要是把诗歌展示的画卷扩展到无比广阔的空间里。
这四人之间也是有不同的，卢洛擅长的是七言歌行，王杨擅长的是五律五绝。七言歌行是从古乐府发展而来的，是适于演唱的，它对句子数量，一句中的字数也不固定，可以三言、五言、七言。比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白居易的《长恨歌》都是七言歌行。五律在王杨这才算定型，可以说王杨是五律的奠基人。
在四杰贡献的基础上，稍晚一些的“沈宋”，沈佺期和宋之问，确定了律诗的格律规律，到他们这里五律五绝七律七绝的统一了规范，明确了平仄、对仗、韵律。明确了古体诗和近体诗的界限。这是沈宋在中国诗歌史上做出的最大贡献，当然他们也是写了不少好诗的。
在沈宋之后（或者说同期，因为接下来的有一位去世的年龄比沈宋还早），又出现了两位对唐诗贡献很大的人。
一个是陈子昂，一个是张若虚。
陈子昂主要贡献是对唐诗文学理论的构建，主要体现在对诗歌应当承载内容的明确，他反对宫体诗的绮糜软弱，提倡诗歌应当具有建安风骨和风雅兴寄。他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短短四句话，格局空间瞬间开阔，孤独、苍凉、悲壮之感滚滚而来。
张若虚则是在诗歌意境创造方面，通过他的《春江花月夜》这首号称可以横绝全唐的千古名诗，拉开了盛唐时代唐诗的繁盛。张若虚留存仅两首诗，但有这一首就足以使他永留文学的青史。
所以，对宫体诗的改造有了，对律诗的规矩定了，对诗歌理论建立了，也能营造博大无穷意境了。
于是，盛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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