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了一年，盼了一年，时间终于来到腊月下旬，家家摩拳擦掌地蒸包子馒头了。
不得不说，所有食物当中，包子馒头最耗时，也最忙人。
单单擦萝卜丝，就需要花费一个人一整天时间。
两大筐萝卜，分先后两次倒进大木桶里用水浸泡个把小时，待萝卜表面干结的泥块松软下来，再用鞋刷一个一个刷去浮灰，然后丢进柳筐，待柳筐堆满了，再一趟一趟地搬去河边，用流动的清水冲洗萝卜至一尘不染，才算得上真正的干净。
接下来，就是把萝卜擦成丝。
人坐在低矮的小板凳上，一个萝卜一个萝卜往布满洞眼的铁皮上擦，最多擦完十个八个，身上就开始起火，不到半小时，保管额头冒汗，脖子酸痛 ，这样的劳动，往往持续大半天，直至半夜。
萝卜丝是擦结束了，还得剥葱剔生姜，要把去皮的生姜葱洗干净与剁碎，没有个把小时拿不下来。
这些细活，往往都得嫂子和母亲经手，其他人没有这份耐心。
和面兑碱，这就需要二哥卷袖上阵，要把二十斤的麦粉反复揉搓成面团，没有臂力加持，面团只能形神松散，无法合成筋道。
毕竟一年做一次包子馒头，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沿用，所以，二哥只能摸着石头过河，面团揉搓过程中，碱水一次又一次小心翼翼细水长流。
母亲心眼小，一夜总要起来几次，翻看面团的成色和发酵，既担心碱水加得多，又生怕碱水加得少，这样蒸出的馒头，要么死板板，要么黄巴巴，口味不好不说，最重要的就是不吉利。
一年蒸一次，没有人家不重视，都把它当作祭祀上天厚土的大礼看待，内心的虔诚可想而知。
万事俱备只欠蒸笼，按照队员们抓阄的顺序，一家接一家地把蒸笼请回家，因为全生产队共用一副蒸笼。
孩子们迫不及待，早早蹲到上一家门口，眼巴巴地看着，巴不得下一分钟传来一句：好了，把蒸笼接走吧!
时间等得太长，难免有百无聊赖的时候，猴子屁股的孩子跑去疯玩一会，再回来，蒸笼已花落旁家，被下下一家接走，开小差的孩子急得只跺脚，大喊大叫起来，甚至淌眼泪。
孩子的家长也跑过来，急赤白脸地掰扯，上一家理亏，局促地给自己辩解：馒头蒸好了，你家不来请蒸笼，只能给下一家，怪谁？
这家大人，既不能骂孩子，又不能骂上一家，因为要过年了，家家要图个吉利，嘴里飞刀的话不能随便出口，否则，既伤害到别人，也伤害了自己。
等到这家人掉过头，急匆匆地赶到原本排在他家之后的下一家，蒸笼已架到大铁锅上，正呼呼地冒热气。
不待他开口，这一家之主已经满脸堆笑，一手好香烟，一手火柴举到他鼻子底下。
伸手不打笑脸人，木已成舟，也只好冷着脸，接过香烟作罢。
一个村庄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不管不顾地从铁锅上抢走蒸笼，这样的事情一般人做不出来。
当然，打乱抓阄顺序的事情，不是经常发生，但每年少不了有社员为这事吵得面红脖子粗，因为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克制住脾气，引而不发。
因为蒸笼按顺序接龙，时间又紧凑，所以，白天黑夜轮到哪家是哪家。
轮到白天，孩子自然欢呼雀跃，可以第一时间把包子馒头吃到嘴。
轮到夜晚，孩子也兴致不减，迟迟不肯去睡觉，但很少能坚持到后半夜，早就困得小鸡啄食一般脑袋瓜不停地磕，只待得到大人第一时间拿馒头给他（她）吃的保证，这才放心地上床睡觉。
哥哥嫂子母亲，他们一字排开，站在大木桌旁边捏包子，父亲在锅屋里负责烧火。
这个不比烧豆浆，不怕火大把豆浆噗出锅，蒸馒头火烧得越旺越好 ，而且绝对不能熄火。有时遇着芦柴被雨水打湿，一阵一阵的浓烟从锅塘口往外滚，呛得父亲咳嗽不已。
一贯脾气暴躁的父亲，倘若在平时早就噼里啪啦地发作了，因为临近年关 ，硬是把滚到嘴边的骂憋了回去。
直至包子和馒头全部归进大匾（方言：存放粮食的工具）和笆斗，一家人得整整要忙两天两夜。
多少个寒风凛冽的夜晚，我拽住母亲或者父亲或者哥哥的衣角，走在漆黑的深一脚浅一脚的乡间小路上，急切地捧回热烫烫的蒸笼。
也记不得有多少个睡意朦胧的深夜和凌晨，父亲或者母亲或者哥哥，把滚烫的包子馒头杵到我嘴边。
黑暗之中，我霍地坐了起来。
尽管狼吞虎咽，但那种美妙的滋味，烙在记忆的深处，四十多年过去，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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