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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的分析对象就是现实的社会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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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思想”相比,常识性的“知识”才是知识社会的焦点,正是这种“知识”构造出了所有社会赖以维系的意义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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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知识社会的性质和范围的重新定义将把它从社会学理论的边缘移至中心……在这条研究道路上,我们紧紧跟随着的,恰恰是社会学领域最著名和最优影响力的两个“行军号”。它们分别是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准则》和韦伯的《经济与社会》。涂尔干告诉我们:“最基本和最首要的原则是:把社会事实视为物。”,韦伯则观察到:“行动的主观意识丛结是历史和当前社会学的认识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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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给出的定义。“现实”是某些现象的属性,这些现象都是独立于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不能凭主观愿望使其消失);“知识”则是一种确定性,它确证了某些现象是真的并且包含一些基本特征。社会学对“现实”和“知识”的理解介于普通人和哲学家之间。对于普通人,“现实”和“知识”是一些理所当然的东西。对于社会学家来说,“现实”和“知识”在不同的社会中有着很大差别,需要依据学科逻辑来进行思考。对于哲学家,执着于关于世界的可靠判断和不可靠判断,以此来决定何处不用加引号,何处需要加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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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学”不仅事关人类社会的“知识”在经验上所表现出的多样性,而且事关一切“知识”在成为“现实”时所经历的社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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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学直接的思想来源还要归属于19世纪德国思想的三大发展:马克思主义、尼采哲学和历史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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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学从马克思那里获得了它的基础命题: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对于马克思提出来的“下层结构/上层结构”,也许简单的理解为经济决定论是一种机械而非辩证的误解。也许该理解为,“下层结构”理解为人类活动,“上层结构”理解为人类活动创造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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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认为:思想乃是人类谋求生存和权力的工具。通过剖析“欺骗”和“自欺”的社会意义,并把“假象”视为生活的必要条件,尼采提出了自己的“虚假意识论”。尼采在知识社会学最主要的著作是《道德的谱系》和《权力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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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的作品为代表的历史主义是知识社会学的前身。历史主义重在强调,关于人类事务的所有看法都被相对性笼罩,人类思想具有不可避免的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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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勒强调,人类知识在社会中是以先验的形式呈现的,它先于个人经验并为其提供意义秩序。这一秩序尽管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情景有关,但对个体来说是一种看待世界的自然方式。这一秩序被称为“相对化的自然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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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海姆最为关注意识形态这一现象。他将意识形态划分为特定的、总体的和普遍的三种类型:特定的意识形态指向对立者的部分观念;总体的意识形态指向对立者的整个观念体系(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虚假意识”);普遍的意识形态不仅包括我们的对立者,而且包括我们自己的观念,而曼海姆认为,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被超越了。普遍的意识形态主张所有人类思想(除了上文提到的一些例外)都受其所在社会背景的意识形态影响,这个思路就到达了知识社会学的层次。通过这种扩充,曼海姆试图将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问题从政治用语的情境中抽离出来,将其转化为更具普遍意义的认识论和历史社会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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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学必须关注社会中所有被当作“知识”的事物。在一个社会中,虽然只有少数人关心对于世界的理论解释,但是所有人都生活在某种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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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现实是理所当然的,它简单地存在着,并不需要额外的论证。它就在那儿,不证自明,是一种不可抗拒的事实,我知道它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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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因为某些原因在日常生活的时间结构中“迷失”之时,我会几近本能地寻求“重新定向”。我会看看手表,尝试记起今天是什么日子,借助这些行为来重回日常生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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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场决定了个人和社会的总体经验中哪些被保存、哪些被遗忘。通过这种积累,一个社会知识库就形成了,它代代相传,被日常生活中的个人所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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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总具有意向性,它永远包含着意图或直接指向对象。我们永远不可能把握住某些所谓的意识本身的内在基质(substratum),而只能讨论关于某物的意识。不管意识的对象是关于外在物质世界的经验,还是对于主观现实元素的理解,都不例外。当“我”(第一人称单数,在此处及下面的讨论中均表示日常生活中的一般化的自我意识)俯瞰纽约全景或是当“我”意识到内心的焦虑时,意识过程都带有意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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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的意识中,不同的对象组成了不同领域的现实。在“我”眼中,日常生活中需要打交道的人与梦境中的虚幻人物分属于不同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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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现实中,有一种现实最为突出,这就是日常生活现实,它的特殊地位使它获得了至尊现实(paramount reality)的称号。在日常生活中,意识最为紧张,因为日常生活以一种最沉重、最紧迫和最强烈的方式将自己置于意识之上。要忽视它是不可能的,即便要削弱它的显著性都非常困难。因此,日常生活的现实迫使我必须全力投入其中。我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体验日常生活,我完全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存在于日常生活的现实之中,并且我也理解它。这种清醒状态对我来说是正常的和自明的,它构成了我的自然态度。
对我来说,日常生活现实是井然有序的,它的现象遵从一些提前安排好的模式。这些模式外在于我对它们的理解,并且凌驾于这种理解之上。日常生活现实看上去已然是客观化的,它的组成分是一系列在我出场之前就已存在的客体。日常语言为我持续提供必要的客观化,设定好一种秩序。这种秩序既使客观化变得合理,也使我体验到日常生活的意义。我生活在一个具有确切地理位置的地方;我使用开瓶器和跑车等工具,它们的名字都来自于我所在的社会的技术词典;我生活在人际关系网中,从我所在的国际象棋俱乐部到美利坚合众国,它们都体现着词的秩序。语言为我的生活提供了社会坐标,并把有意义的事物填充进来。
日常生活现实是围绕着我身体所处的“此地”(here)和我当下所在的“此时”(now)被组织起来的。这种“此地此时”构成了我对于日常生活现实的注意力焦点,在日常生活中以“此地此时”的方式呈现给我的东西,构成了我意识中的实在之物(realissimum)。然而,日常生活现实并不仅限于这种触手可及的现象,还包括那些不处于“此地此时”的现象。这就意味着,对我来说,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在空间和时间上都会表现出亲疏差异。与我关系最近的,是我的身体可以直接操控的日常生活领域,这一领域包含我能够触及的世界、我可以通过行动来改变其现实的世界以及我工作于其中的世界。在这个运转的世界中,我的意识由一种实用的动机所支配,也就是说,我对这个世界的注意力是由我正在做什么、做过什么以及想要做什么所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就是我所拥有的最显要的世界。我也知道,日常生活现实还包含着其他一些并不为我直接接触的领域。可是,我对这些领域或者没有实用层面的兴趣,或者仅有间接兴趣(或许它们对我来说是潜在的操控领域)。一般来讲,我对较远的领域的兴趣不会那么强烈,更没有那么迫切。我会对自己的职业所涉及的一连串事物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假如我是一个机车工,我就会非常关注修理厂的世界。我会关心底特律汽车工厂的测试实验室里所发生的事情。尽管我的关心是间接的(我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实验室的一员),但那里的工作终将影响我的日常生活。我可能也对肯尼迪火箭发射场甚至是外太空的事情有兴趣,但这种兴趣是一种私人的、闲暇时的选择,并不属于日常生活中的紧迫之事。
进一步来讲,在我面前, 日常生活现实是一个主体间的世界,一个由我与他人分享的世界。这种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y)将日常生活现实与我所意识到的其他现实鲜明地区分开来。在梦的世界中我只有一个人,但我知道,如同对我一样,日常生活世界对其他人来说是真实的。实际上,如果缺少了与他人的持续互动和沟通,我根本无法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我知道我和他人对这个世界的自然态度是一致的,他人也都理解那些为世界带来秩序的客观事物,他们也围绕着自己所处的“此地此时"来组织这个世界,并在其中做着自己的事情。我当然也明白,对于这个共同的世界,他人有着与我不一样的视角。我的“此地”是他人的“彼地”,我的“此时”也不与他人完全重合。我所做的事情与别人不同,甚至有可能发生冲突。可是我依然清楚,我和他人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里。更重要的是,我还知道一点:我和他人对世界的理解一直保持着某种一致性,因为我们共享着关于现实的一种常识。自然态度是一种常识态度,这恰恰是因为它指向的是许多人的共同世界。所谓常识性知识,指的是在常态的、不证自明的例行生活中,由我和他人所共享的那些知识。
日常生活现实是理所当然的,它简单地存在着,并不需要额外的论证。它就在那儿,不证自明,是一种不可抗拒的事实,我知道它是真实的。虽然我有能力去质疑它的真实性,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必须把这种质疑悬置起来。这种悬置是非常坚定的,如果要放弃它,就好比我在理论思考或宗教冥想中所做的那样,我就得经历一种极端的切换。日常生活具有自我宣示性,当我试图挑战它时,就不得不费心劳神。哲学家或科学家在从自然态度切换到理论态度时就要经历这样的过程。不过,我们也不能说日常生活现实的所有方面都是没问题的,它们并不是无差别的。日常生活可以被分成许多部分,其中一些是我理解的常规事物,而另一些就会给我带来这样那样的问题。假设我是一个汽车修理师对所有美国产的汽车都很了解,与美国车打交道是我生活中平常无奇的事情。突然有一天,一个人来到修车厂,让我帮他修理他的大众脾汽车,这时我就不得不进入一个由外国车构成的问题世界了。修理这辆大众车时,我有可能不太情感,也有可能带着职业好奇心,但无论怎样,我都遭遇了一种非常规问题。当然,此时我并没有脱离日常生活现实。事实上,在我掌握了修理外国汽车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后,我的日常生活现实变得更丰富了。日常生活现实包含常规和存疑两个部分,只要那些存疑的部分不属于一种完全不同的另类现实(如理论物理或噩梦),只要常规的日常生活持续存在,不被打断,人们就不会觉得它们有什么问题。
然而,即便是日常生活现实中那些目前不成问题的部分,也有可能突然被问题打断。在这种情况下,日常生活现实会努力将有问题的部分整合进无问题的部分。常识性知识中就包含许多这方面的例子。当我的同事忙着他们自己熟悉的事情,做着手边的日常工作时,我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比方说他们正坐在我旁边的座位上噼里啪啦地打字。可如果他们中断了日常工作,聚到一个小角落窃窃私语,我就会产生疑问了。当我试图揣测这一不同寻常的行为有何意义时,常识会给出多种有助于把不正常重新融入正常的可能解释:他们也许在讨论如何修理一个发生了故障的打字机,或者他们中的某个人从老板那里得到了什么紧急指示,等等。另一方面,我也有可能发现他们正在讨论工会的罢工通知,这算是超出了我的经验,但仍然是一个能够为我的常识所处理的问题。在这里,常识会把它当成一个问题,而不是像前面的情形中那样,将其简单整合进日常生活的无问题领域。然而,要是我得出结论,同事们集体发疯了,问题就具有另外一个性质了。此时我所面对的问题超出了日常生活现实的边界,指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事实上,按照我所得出的结论,这些发疯的同事其实已经离开了日常生活世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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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常生活现实相比,其他类型的现实仅以有限意义域(finite provinces of maning)的面目出现。它们是至尊现实的飞地(enclaves),有着限定好的意义和经验模式。至尊现实全方位地包裹着其他现实,其他现实中的意识不断回溯到至尊现实中,就像是从远游中归来一样。这一点可以在前面所说的梦境和理论思考这两种现实中得到佐证。类似的“穿梭”(commutations)也发生在日常生活世界和游戏世界之间,孩子在游戏时便是如此,成人则更加显著。剧院就为成人的游戏表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随着大幕的开合,人们在不同的现实之间进行切换。当大幕拉开时,观众被运送到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有它自己的意义和秩序。这种秩序与日常生活中的秩序既有可能有很多联系,也有可能没什么联系。当大幕闭合,观众“回到现实”,也就是日常生活的至尊现实中。与之相比,舞台上的“现实”变的虚无缥缈、转瞬即逝,尽管在一小会儿之前它还是那么的生动、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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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性是意识的内在属性。意识流总是在一定的时序中展开。社会生活的主体间也带有时间维度。比如“等待”,必须等待膝盖痊愈才能参赛。日常生活的时间结构对我来说是一种必须估量的现实;也就是说,我需要尽量使自己所做之事与其同步。时间的限制性决定了我在等待某事时的焦急程度。时间结构也具有强制性,比如刚好在革命发生之前上学,会严重影响后面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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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我与对方共享着一个生动的当下,对方身处其中,“共现”在我的面前。在面对面的情境中,他人是完全真实的。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我与他人的关系保持着高度的灵活度。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我也会也会通过“类型化图式”来理解他人,当然这种类型化图式是双向的,也带有原生的匿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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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表现性可以被客体化,也就是说,它通过人类活动的产品展现自己。比如,在现实世界中,武器始终象征着一种使用暴力的泛化意向,因为武器既是人类的产品,也是人类主体性的一种客体化。有一种特殊但极其重要的客体化,这就是符号化,比如语言,声音,手势,符号。
23,我的日常知识具有关联结构(relevance structure)。它们中的一部分由我个人直接的实用旨趣所决定,另一部分由我在社会中的大体位置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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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知识都经过了社会的分配,也就是说,不同的个体和不同类型的人会拥有不同的知识。我不可能拥有与他人完全一样的知识,有些知识可能只有我自己才拥有:我和同事而非家人共享着专业知识,而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打牌时如何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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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孩子来说,语言属于事物的内在本性,他无法把握语言的“习俗”特征。一个事物就是它的名称,它不能被叫作别的东西。所有的制度都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它们是给定的、不变的和自证的。实际情况下,绝大对数父母所传递的制度世界本身就是带有历史性和客观性的事实,而制度的传承过程加强了父母的制度现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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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整体秩序可以被想象成一个小宇宙,它是上帝按大宇宙的样子造出来的。无论“下面”发生了什么,都只不过是“上面”所发生的事情的苍白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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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只要“陌生的东西”突破了界限,本来偏常的世界也成了自己人的一种彼岸时,麻烦就会出现了。到了这个时候,传统的专家就很可能要召唤“火与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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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人是一个身体,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其他动物;另一方面,人有一个身体,也就是说,人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实体( entity),但这一实体不等同于身体,因为它反过来能支配身体。换句话说,人对自己的体验总是徘徊在“是身体”和“有身体”的平衡之间,这一平衡需要一次又一次地接受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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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秩序是人类的产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持续生成的人类产品,人类在持续的外化过程中,将其制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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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类活动都有可能被惯例化( habitualization)。任何一种行动在被不断重复后都会被铸成一种模式(pattern),人们可以不费力地进行复制。在人们眼中,它就是模式。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中,人类活动在大多数时候只需最小的决定成本,从而节省了力气,而在某些特定场合下做出同样的决定时,这种力气是节省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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