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一直思考的话题，但是我也一直很犹豫，不确定现在谈这个的时机是否合适。
首先，我是文革一生黑。当然我对文革的仇恨和恐惧不是来自于亲身的经历，而是来自于客观历史数据和现在主观性很强的一些书籍的思考。
但是，撇开一切否定性的情感和认知，文革当然有它积极的、诱人的、甚至可以说永恒的一面。我很少谈及这一面，因为我一直认为：在对文革的罪恶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清算的时候，来谈文革的好处，时机不合适。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时机”、“策略”、“善意”这样的词都太虚伪，都不如真相更有意义，而真相就必须是全部的真相，诚实就是最好的策略，客观就是最大的善意。
所以，就是最仇恨文革的人，对文革的积极方面也不必讳莫如深，一切都应当摊到桌面上谈。首先，我想澄清两种对文革积极意义的最流行的看法。一种认为文革是有效的反腐手段，一种认为文革打破了阶层固化。这两种说法都击中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伤痛和软肋，非常有诱惑力。但我想说，这都是不能成立的。
先说反腐。用文革来反腐，就像指望农民起义能建立地上天国。去年年初，彭山江口沉银水下考古，出水文物超过1万件，实证确认了“张献忠江口沉银”传说。张献忠的腐败不比崇祯小，暴力更胜之。文革分几个时期，在前期高潮阶段是无政府无法治的暴力。当时最流行的抄家，只要是地富反坏右，造反派都可以上门掘地三尺，这是暴力掠夺，比今天的贪腐和拆迁可是厉害多了。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6月至10月初，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406/07/5739036_643233670.shtml
文革后，这些抄家的财产和物资部份物归原主，但大多不知所终，一根毛也没有还回来。到哪去了？答案是一目了然的。
腐败源于不受限制的权力，文革初期的暴力就是最不受限制的特权，无法无天的打砸抢是最恶性的腐败。文革后期暴力退潮，但以“走后门”为代表的在招工、分房、上大学方面的腐败远超文革前。文革是权力肆虐的年代，上到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文革小组，下到无法无天的底层造反派组织，都是无所不用其极地享受不受制约的权力的狂欢。他们摧毁权力是为了建立自己更大的权力。
文革的腐败与现在的腐败在表现形式上有很大差别。今天的腐败令人愤怒，但那时的腐败令人恐惧，因为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今天的法制和舆论监督还很不完善，但那个年代根本没有。文革时的腐败对人伤害的程度远远超过今天。文革的腐败是在砸烂公检法和没有任何媒体申述渠道的背景下产生。因为物质的极度匮乏，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腐败，在那时就决定人的命运，乃至生死。你不认识菜场卖肉的师傅？对不起，你别想从他手上买到好肉。你不给厂里头头拼命送礼，就别想分到房子，尽管那只是一间煤卫都没有的简易房。许多女知青为了回城，不得不以身体为代价，这不是腐败？
连江青在74年的一次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都说：“现在走后门猖狂到了什么程度。上大学、参军，没有门路根本进不了学校和部队，不给当官的送礼，不走歪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我们老帅、老将，光他们写的条子就够一个营、一个团，把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完全变成了后门兵、后门大学。这样下去，工农群众能答应吗？”
再说阶层流动。当时从工人农民中火箭式地提拔了一些国家领导人，有的甚至当上了副主席和副总理，这看上去很像打破阶层固化的样子。问题在于，这并非正常健康的阶层流动，这些人有的是因为造反的能力，有的人仅仅是因为劳动模范，然后被钦定提拔。他们并不具备参政议政管理国家的能力，甚至闹出“李时珍同志来了没有”这样的笑话。
从1966到1971年，绝大多数高校都停办或停止招生，在这种情况下，阶层怎么正常流动？一个100人的生产队，只要有1个人能够参了军做个炊事员就是全队最大的光荣，最大的阶层流动。不必谈队里有没有大学生，有没有大队一级的干部。而这100人倘若到了1978年，也许就出现了大学生，也许能够出门打工，甚至发了迹，买了车盖了房。这种流动甚过文革一万倍。
下面说说文革的积极意义。
我认为文革最大的积极意义，就是让中国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低眉顺眼逆来顺受胆小怕事谨小慎微因循守旧的传统性格，变得敢想敢干，无所不为，天不怕地不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为改革开放打下了心理基础。
文革让中国人知道，什么官啊，等级啊，秩序啊，制度啊，传统啊，口号啊，祖先啊，神圣啊，全是狗屁。国家主席都能批斗，今天你打倒我，明天我打倒你，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革命代代如潮涌，小车不到只管推，只要不被抓起来，什么都可以干。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你会说这也不好啊，这不是更可怕吗？这不是把人心中的恶魔放出来吗？无法无天，礼崩乐坏啊。是的，在哲学上，这叫解构，就是认为这世上没有什么是先天的，内在的，绝对的，永恒的，一切都是人为的建构，当然也就可以改变重建。没错，今天的很多负面的问题当然与文革的解构有关，但今天惊人的发展，也同文革有关。法无禁止即可为，法律禁止亦要为。毛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在其中了。我认为，他说的前一句在哲学上是成立的，不破不立。问题出在后一句，他太强调破，轻视了立。但确实没有破，也就没有立。
我前面说文革并没有真正打破阶层固化，没有流动起来，人还是束缚在土地和单位。但是文革确实激发了人对流动的渴望，建立了流动的心理基础。一旦流动的束缚被打破，就喷薄而出，汹涌澎湃，气势惊人。
我还记得从80年代到今天的出国潮，当年有一个说法，叫世界大串联。请注意，串联这个词是红卫兵发明的。当然红卫兵的串联很快就被压制了，但那颗串联的心，却从此跳荡不息，从乡村到城市，从中国到世界。
所以文革的反传统，反特权，反体制，反封建，反孔孟之道，破除迷信，这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这种解构在目前获得了一种新的世界性的意义，那就是：川普。
真的，川普搞的就是一场美国式的21世纪的文革，只不过规模和性质与我们当年那一场不可同日而语。反官僚，反建制，群众路线，天马行空，推特治国，维基解密大字报，乱棒打死老师傅......其实文革在西方一点也不新鲜，早在我们文革的同时，他们也有法国的五月风暴，美国的学生运动，日本的全共斗，克林顿、菅直人都曾是积极的参与者。
任何体制都会随时间的推移出现僵化，都需要重新启动和激活。世界永远需要激情的释放，民众的狂欢，无政府的渴望，建制的撬动，草根的自主，暴力的崇拜，对官僚体制的破坏与震慑。从毛到川普，这里面有一条似断实连的线索。
问题是：法律的位置在哪里？监督的机制成熟吗？舆论的传播畅达吗？人民的素质足够吗？这些问题中，只要有一个答不上来，那么任何文革都只可能是真正的噩梦与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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