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岳南先生的《大学与大师》 ，为大师高尚的人格、宽广的胸怀、非凡的远见、坚忍不拔的性格所折服，他伟大的人格魅力、为国家民族教育所做出的不朽功勋为世人所铭记，更获得各界人士的敬重。1962年5月20日，大师在台湾因病归去，噩耗传来，士林震惊，学子悲戚，百姓落泪。让我们来读读当时万民为他送行的悲哀情状：下午1：30分，在哀乐与鸣炮声中启灵登车，向“新竹清华大学”校园进发。路途执绋者1000余人均步行相送。于下午4时到达新竹县境内，新竹各界首长、名流、士绅，均事先集合在郊外十里之地恭迎灵梓。行进沿途民户商店，设立祭案焚香祈祷，有的燃放鞭炮迎接灵梓，数不尽的三轮车夫在车上架放花圈，一并加入行进的车队行列。更多的男女老幼，自动聚集在街道两旁祭拜，整个街道形成了一支逾万人的迎灵队伍。更有身着制服的各校学生，配以自己组织的乐队肃立道路两旁，向缓缓驶来的一生献身教育的伟大学人默致哀悼。读到这段，我禁不住哽咽，涕泗交流。他不是达官显贵，却获得民众如此爱戴，这是对大师毕生奉献教育的回报，这是民众对这位开启中国教育辉煌篇章的大师无比的尊敬和沉痛哀悼。
这位大师，就是被誉为“清华终身校长”的梅贻琦先生。
大家都不会忘记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在钱老的深深叹息声里，我相信他早已找到了答案。
梅贻琦先生于日军步步进逼、北方局势危急、校园动荡不安之际临危受命，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在第一次与师生的见面会上他就明确提出自己的教育理念：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培养人才。······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正是在这种办学理念下，清华大学一时大师云集，一切为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服务。通识教育，是梅贻琦先生在清华大力推行教育政策的重点，虽然前期不被人少数人所理解而遭遇抵制，但经过解释和宣传，得以大力推行。自由的精神、严谨的学风、大师的启迪，清华的教育成就一日千里，获得了“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的赞誉。清华大学也从一个留美预备学校成为一个学科门类齐备、学术水准接近世界一流的综合性大学。
在动荡和战乱的岁月，清华被迫南渡，先迁长沙，后移昆明。图书馆书籍被毁，校舍简陋，教授生活清贫，但在梅贻琦先生主管下（北大校长蒋梦麟长期在重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也在重庆负责南开中学）的西南联大（清华、北大、南开合并），依然弦歌不辍。他身为校长之尊，同时掌管着清华的美国庚子教育基金，却依旧生活困难，甚至为了招待客人不得不向别人借钱。他把每一分基金都花在教育上，他要为苦难中的国家保存文脉，集聚力量。
在那不断跑警报的艰难日子里，西南联大依旧保持着与世界科技前沿同步的学术水准，人才培养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对梅贻琦先生教学理念的回馈，也是对他呕心沥血付出的回报。
梅贻琦先生的心中只有教育，只有学生，他为国家的教育服务，为提升国家的民族的学术研究能力服务，为培养人才服务。他的教育理念是崇尚思想自由，可以容纳不同的观念和主义。他爱护学生，处处为学生利益着想，他身为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却对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的学生也予以保护。
梅贻琦先生人格高尚，处处以身作则。他爱好饮酒，只要有人敬酒，他来者不拒，对小孩也一视同仁。在校友聚会上，很多小孩也模仿成人向他敬酒，他都站起来一一干杯。当旁人劝他说：“梅先生何必干杯，又何必站起来，他们是小孩子，酒杯里是汽水”。梅贻琦先生正色严肃地说：“这就是教育，他们是小孩子怎可以饮酒？然而人格与我相同，岂可因为我是校长，年龄大，就熟视无睹？我正应该做一个典范”。正人先正己，正生梅贻琦先生的人格魅力之所在。
“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前些年一个名牌大学的教授公然这样叫嚣。当年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在别人问及：“何以对毕业学生不计名位同样对待？”，他这样回答说：“师生的感情是自然的，有因缘的，各个人的际遇不同，环境有异。所谓富贵权势全是世俗崇尚的身外之物，师生就是师生，如果以富贵权势来衡量，那还是师生吗？那是商贾的行为。”清华著名的校友资中筠先生因为不认同现在的清华，拒绝参加清华100周年校庆，她愤激地说：“现在的清华就像一个大官，非常势利，向权力和财力聚集。而中国名牌大学招天下英才而毁之，伤天害理。”在趋附权利和金钱的大趋势下，前面那位教授能说出如此雷语，也就不足为奇了。
梅贻琦先生掌管着庞大的清华基金，却自己过着清贫节俭的生活。在到台湾创建“新竹清华大学”期间，他的工资不能养家，夫人只能在美国的医院、饭店打零工生活，直到他生病住院才来到他身边照顾他。他去世之后，随身携带的皮包里，是清华基金的账目，清清楚楚，却没有给妻子留下任何遗产。梅贻琦先生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给教育事业，投给了他的学生们。他的教育理念和高尚人格，带来了当时的学术繁荣和人才辉煌。在他执掌清华的任上，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李远哲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新中国的大批院士和学者均在此时代被培养出来，为国家的腾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大师已去，精神永存。期盼中华大地的大学里，不仅有林立的大楼，更有博学儒雅的大师，我们就可以实现真正的文化自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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