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八书所本》云：“《史记》‘八书’采《礼记》、《大戴礼》、《荀子》、贾谊《新书》等书而成。”某读《史记·礼书》，参之以《索隐》、《正义》、《集解》，考之以《礼记》、《大戴礼》、《荀子》、《新书》，知《礼书》确有“二记”与荀卿之意，而本于《荀子·礼论》。故，虽“八书”止读其一，亦无损于王说甚谛。
“汉学”实乃荀子之儒，即“二记”亦未尝不有荀卿之意，《新书》亦复如是，故《礼书》本于《荀子》当在情理之中。然则司马迁乃孝武时人，其卒也至迟不过孝昭之初，而《大、小戴礼》均成书于孝宣年间，其出既晚，《八书》奚采焉？
窃以为，盖“二记”乃大小戴所辑纂，非其所著之故也。
考“礼记”之所由也，《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曰：“七十子后学所记”，颜师古注曰：“刘向《别录》云：六国时人也”，陆德明《经典释文》云：“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以此为记，后人通儒各有损益”，何异孙《十一经问》云：“孔子说，七十二子共撰所闻，以为之记，及秦汉诸儒录所记以成编。”诸说虽有异同，亦可知向有“礼记”传世而早于“二记”之编定，故太史公能窥得其意而化用之，诚非怪事也。
《礼书》与《礼记·礼运》类，亟言礼之用也。《礼运》数言“以正君臣”、“以齐上下”，与《礼书》“贵贱有等，长少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无异，皆《论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谓也。其意无非阶级分明，上下井然，然后小康。若是则惟各安其分耳，非是则为僭、为胁、为乱而谓之不合于礼义。故曰：礼义必以安君固上为务。君之不安，上之不固，则人情可夺，刑罚可临，兵戈可移，故和睦康乐实笼鸟之饮食梳濯，予取予夺皆出于豢者，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与民何有加焉？此《礼运》与《礼书》皆为治民术之征也。
或曰，《尚书》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亦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故礼之为礼，出乎民本。呜呼！所谓民本，诚非民主。本而不能自主，主于君上，恶得乎为人欤？务本者为末，故《尚书》复云：“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岂止《礼运》《礼书》同？诸儒皆同也。言辞或有高下，其心不异。
方今之时，国学大热，谓之曰“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然欲继承必导之以批判，否则无以辨优劣；欲批判必先之以理解，否则无以识真伪。理解之阕如，真义之不知，而批判劇加，乃孟浪不学之辈，与不加批判合盘接受者同归，实于继承无益，亦为某所不齿也。故吾友有“需要理解古人”之论。信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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