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是个爱挑剔的人，这是近几年我知道处女座的特质后才意识到的。在我的求学生涯中，曾有过两次转学，分别发生在中小学阶段。如果大学也允许转学，那肯定必转无疑。就像我日后工作中的一次次跳槽，从来就没安分过。命吧，也许今生注定不稳定中飘过。
第一次转学，我9岁。朋友老婆说，知道给自己转学，说明从小就精明。其实，面对比较，趋利避害，是谁都可以做到的。
倒回30多年去看，简直难以理解，都70年代中后期了，黑龙江的小城市还那么穷。区里的学校靠政府拨款，破。教室的窗子，没有一扇是玻璃齐全的；桌椅，都是不见油漆的木色；地面，统统是用砖铺的，连水泥都没有。吐口痰，用脚一碾就不见了踪影。
冬天烧煤炉子，雇不起工人，就让8、9岁的孩子到学校做值日，在隆冬的早上来教室生火。我是家里老幺，从来没有烧过炉子，却要在零下20度的雾蒙蒙的清晨，从热被窝里爬起来去学校生火。火点不着，反被烟熏得直流眼泪。然后，我爸来救我了——骑着自行车到学校替我做值日。这是我对那个学校最深刻的记忆。
对了，还有更荒诞滑稽的事情。寒假，除了发一本图文并茂的彩色版寒假作业，还要积肥！现在孩子不懂啥叫积肥，顾名思义就是积攒粪肥支援农业生产。任务是每个孩子开学后上交15担子大粪。我想这大概是学校搞创收，把粪肥卖给附近农村挣点钱。中国一直是个让教育斯文扫地的国度。在市场经济还一点儿影子都没有的上世纪七十年代，老师们就发明了这种脏臭的渔利之道。
我是处女座的人，天性就有洁癖。但小孩子都怕老师，被逼无奈，就和一群小伙伴儿，每人挎个柳条篮子，到马车社（相当于现在的运输公司）去收集马粪牛粪，然后带回自己家。那时住平房，家家都有个院子。就把大粪堆在自家院里，天天盼着下雪了给盖住，换得个眼不见为净。恶心啊！
到了夏天，全校劳动，一礼拜不上课，全体学生到很远的矸石山搬石头回校。一个班级一个石头堆，比谁的班级石头攒的多，就像冬天比谁的班级粪堆高一样。用那些石头干什么呢，砌墙。我在那学校呆的一年里，从来没见过学校有完整围墙的时候。都是学生跳墙或在墙头打闹，塌了，再砌，再塌，再砌……
都这样吗？肯定不。
我爸工作的企业，是个独立于当地政府之外的小社会，子弟学校设施良好，高大的水泥楼房，甚至还有伪满洲国留下的漂亮楼房——干净明亮的水泥地面，双层的玻璃飘窗，宽宽的大窗台放着盆花，还有现在叫荧光灯的管灯。关键的是——集中供暖，每一扇宽窗台下都有一组铸铁暖气片，供热的时候暖气片里传来好听的丝丝声，根本不用学生去学校生煤炉子。学生也都工厂子弟，各个都是健康家庭出来的，干净漂亮，不像区里学校的孩子，面黄肌瘦，就知道逃学。
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去那个子弟校看运动会，每个学年组都有一个大型团体操表演，工厂里的各车间，各机关单位，全都参加，医院、消防队、保卫科（派出所）、面包厂、招待所、图书馆，都上阵。场面宏大，人头攒动，色泽鲜艳的果子露汽水出现了，工人发的福利面包改成了蛋糕或罐头。开幕式的入场式就要行进一上午，整个运动会要历时三天，简直就是当地的奥运会，成为全厂职工家属大人孩子的共同节日。
有了比较，好坏自然见分晓。还不到10岁的我，强烈要求转学，要去一个干净明亮健康向上的学校去。不再和坏孩子为伍，不再和他们逃学，不再偷铁卖钱，不再躲厕所里抽烟，不再……我爸听我说了理由，立刻就同意了。我现在都奇怪，在我闹着要转学之前，他为啥从来没动过这个念头！
新学校，要穿过跑着一辆辆拉煤大货车的马路，穿过像足球场那么宽的铁路货场，穿过黑咕隆咚又浓又稠的煤泥河边，穿过日据时期修建的发出巨大轰鸣的黑色厂房，穿过长满茄子豆角和苞米向日葵的菜地。我邻居家的孩子们，仍然去那个中心小学上学，成群地一路打打闹闹地上学。而我，改去那么远的新学校，一个人孤调调地走。但这些，都不成问题！
我不怕新环境，不怕！
一个晴朗的早上，我穿着短袖白衬衫，天蓝色长裤，系着红领巾，头发梳得顺顺溜溜，乖巧地坐在我爸自行车后座上，一路辗转就到了新学校。同学们好奇地围在阳台上，看着我羞怯地跟在教导主任身后拾级而上，然后再簇拥着一起去教室。扎两条辫子的年轻班主任堵在门口，跟我要了以前的作业本，翻了翻后合上。很满意地说，行，进俺班吧。
就这样，平生第一次转学就顺利完成了，自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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