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我得到一本名叫《诗经国风今译》、作者为江津蓝菊荪氏的书。此书将《国风》翻译为白话，大致理念是悉数推翻朱注，尽去儒家所谓“后妃之化”、“刺淫奔”之微言要旨，而代之以“纯属情歌”之说。此书附有郭沫若致作者书信一封，似乎颇得郭沫若之肯定。九十年代初，蓝菊荪老先生到我单位来找我，似有收我作徒之意，而我不在。回访之，蓝老亦不在家，遂失之交臂。
我自小读《诗经》，限于阅历，不得要领。现在重读细味之，感其中颇有未经前人道出之妙理。觉得不说不快。回想蓝菊荪氏之力诋朱熹的道德说教，更多的是基于自身情结自说自话，与文革后80年代初之邓丽君热实属同一逻辑之产物、为残酷斗争之时代风尚消退后之心理补偿。今天，时代的脚步又走到了另一个转捩点上，今天的时代心灵已经很难被80年代流行之情歌所打动了。在今天的国人心中，各种的现实焦虑就像一条毒蛇一样啃噬着作为一颗人类之心灵所应具之各种功能。而权贵资本主义之“法权”及其话语统治已然窃据了人心中那原本留给神圣、真理和美善的位置。在这样的时代精神氛围下，读一读《诗经》实在是一种奢侈、甚或是一种逃避。
然而《诗经》还是可以读一读的。语言乃人类之居所，语言中暗含的价值设置既为人们提供着意义之支撑，也为人们布下了命运的陷阱。毫无疑问，作为一种延续几千年的语言方式，《诗经》给我们当代人提供了一种坐标，这个坐标将显示我们当下的语言方式所向我们隐藏的东西。让我们意识到，当我们栖居于其中的语言之“建筑”被大面积改造后，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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