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绅领袖、学界泰斗王先谦

第六章第五节

湘绅领袖、学界泰斗王先谦

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号葵园，室名虚受堂，人称“葵园先生”，湖南长沙人，晚清湖南著名乡绅领袖，学界泰斗，与王夫之、王文清、王闿运并称“四王”。他幼习经史，初学古文词，师从曾国藩，遍览群籍，颇识制度名物。同治四年（1865）中进士，授国史馆编修、翰林院侍读、国子监祭酒等职。曾先后典试云南、江西、浙江，任江苏学政。

任江苏学政期间，多延通儒讲学江阴南菁书院，育才甚众，并踵阮元之后，在南菁书院开设书局，辑刻《皇清经解续编》，凡二百一十种，一千四百三十卷；又仿姚鼐之例编《续古文辞类纂》，凡二十八卷。王闿运尝谓曰：“《经解》纵未能抗行芸台，《类纂》差足以比肩惜抱。”此外还刻有《南菁书院丛书》、《清嘉集》、《江左制义辑存》等。
光绪十五年（1889）辞官归里，主讲长沙思贤讲舍、城南书院、岳麓书院，民国初年还当任过师范馆长、学务公所议长、省咨议局会办等。

王先谦的政治活动主要是在他出任国子监祭酒前后和离职回长沙之后。光绪六年（1880），他提出关于筹备东三省防务的建议，在沙俄扩张主义咄咄逼人的情况下，王先谦坚持主张在外交上、军事上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豫定应敌之策；
二、暂联日本之交；
三、宜专任使之权；
四、精求船械之利。

他还积极主张兴办洋务，以达到强国御敌。光绪十一年（1885），中法战争刚刚结束，中日关系紧张，战争在即，两江、两湖、两广大水成灾，慈禧不顾内忧外患迭起，仍大兴土木，修建三海工程，王先谦直言敢谏，上奏三海工程请暂行停罢折。光绪十四年（1888），上疏请求惩戒太监李莲英，“尤切直，风采倾天下”。虽以直言力争，但最后仍以失败而告终。

光绪二十四年（1898），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延请梁启超为新设时务学堂总教习，同时兴建南学会和报馆，新学思想宣传遍布湖南乃至全国各地。王先谦在这场新学运动充当了一个矛盾的角色。他在新学盛行之初，甚为欣赏，并积极参与。他与熊希龄、蒋德钧等一起倡议创设时务学堂，拟议聘请梁启超。这表明王先谦对时务学堂筹划的热切关注。南学会成立后，他和陈宝箴一起到会参加听讲，并给予肯定。对于《湘报》，他也给予很高的评价：“《湘报》刊行，见闻广远，开拓民智，用于甚善。此外道合志同，各自立会，互相切磋，亦不失敬业乐群之义。”因此谭嗣同、熊希龄还多次邀请他去讲学。

王先谦还提倡并亲自参与创办实业。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和陈宝箴、张祖同商办和丰火柴公司，这是湖南首次设厂办实业；光绪二十五年（1899），与熊希龄、蒋少牧、张祖同等创办宝善成及其制造公司；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与龙湛霖、汤聘珍诸人集股创设湖南炼矿总公司。这些无不体现了王先谦思想的进步性以及渴望实业救国的爱国思想。由于王先谦在湖南的声望极高，他的参与和支持，带动了整个湖南士绅阶层。

但是当维新变法者试图将矛头指向封建专制制度，提出触及封建统治根本的时候，作为封建道统的维护者，王先谦自然又对维新运动由支持转向反对了，他草拟《湘绅公呈》，主张屏退提倡异学之人如梁启超、唐才常等。又力主长沙三书院订《湘省公约》，大肆攻击维新派，因此他又被视为顽固守旧派。

王先谦主张改学制，废科举。光绪二十三年（1897），改岳麓书院学制，以经义、治事分门，仿西学式添设算学、译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作《科举论》，谓八股时文已“决裂横溃，其体已不能自立”，倡议废科举取士，士人可“啬其精神，优其日力，多读有用之书”。

光绪三十年（1904），王先谦联合龙湛霖、冯锡仁、王之春等湘绅在长沙发起废除“美约”、收回粤汉铁路筑路权运动。

光绪三十四年（1908），湖南巡抚岑春冥将他所著的《尚书孔传参正》等四部书籍奏上，朝廷赏以内阁学士衔。

然而，综观王先谦的一生，其思想是旧中有新，应该属于温和的保守派。他很少担任实际的政务官职，其政治思想影响不大。他主要以学术名世，尤其在湖南声望极高，是著名的湘绅领袖、学界泰斗。

一、遵循乾嘉学风，求实求真的史学探究

王先谦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治学勤勉、涉猎广博、著述宏富的学者，其学术之博大精深，瞿鸿 评价说：“公之学，湛深于义理，而兼综考据，发为文辞，渊实骏迈，动与古合，而光气高朗，雄视一时。自经史、诸子百家、传记以及国朝掌故、中外方舆，靡不研讨编摩，旁通交畅。……近代以还，撰述之夥，才力兼人，闳深博大，殆未有过之者。”（《葵园四种》）确实，王先谦“上笺群经，下证国史，旁论文章，用逮诸子”，在经学、史学、文学、诸子学、古籍校勘上均有很大成就，共著、编、校、注、辑、刊各类书籍达五十余种，计3200多卷，被誉为“长沙阁学，季清巨儒，门庭广大”，“尤有功于楚学”（《湘学略·葵园学略》）。

王先谦学术成就最大的方面是史学。他治史的方法大体遵循乾嘉学风，注重校勘。其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是《汉书补注》。他博采群言，裁量众说，“以唐颜师古旧注未进赅洽，因取唐宋以来之说，辑为补注”（《葵园四种》）。所以，《汉书补注》多吸收清代如王念孙父子等训诂大家之精良成果，不但能发前人所未发，亦能纠颜氏之失，诚为研读《汉书》者之首选，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

1983年中华书局重新影印此书时说明：“王先谦的《汉书补注》为目前《汉书》之最佳注本，它不仅资料丰富，而且考证也较详实，是学习研究西汉史的必备之书。”其他注释著作《后汉书集解》、《新旧唐书合注》等也颇见功力，被后代史学史专家刘节评为“王氏所作补注、集解诸作，都是校注书中标准的著作。他能把各家的优点表达出来，而同时又能注意到为原书服务的精神，使新校注既完备，又扼要”

王先谦治史的另一成就则是《十朝东华录》的编写。他在前人蒋良骥编成自努尔哈赤天命朝至雍正朝五朝《东华录》的基础上，增修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朝，合称《十朝东华录》。该书取材广泛，不仅采摘《清实录》，还广采《方略》、《会典》、《御制诗文》、《大臣列传》等，所以至今仍是研究清史的基本史料。

中国近代随着中西文化的逐渐交流，不断有学者开始著述外国史地，王先谦也顺应时代潮流，在光绪年间撰成《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略》。《日本源流考》探讨日本的政事学术和治乱得失的本源，目的是欲使闭目塞听的中国能急起仿效，救亡图存。书中还用一定篇幅辑录明代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的资料，反映出作者的爱国之心。《五洲地理志略》是王先谦花四年时间辛勤编纂而成的，书中荟萃了古今中外的史地图籍，对欧美各主要国家作了较详细的介绍。一个原本遵循乾嘉旧规的学者，能睁眼看世界，辑成世界地理书籍，确实是难能可贵。

王先谦深知版本校辑的重要，强调“欲博览遗书，尤以精研版本为重。”（《葵园四种》）他独自校勘或邀人合作而成的《郡斋读书志》、《天禄琳琅书目前后编》、《魏书校勘记》、《盐铁论校本》等都受到版本目录学者的重视。其中《盐铁论校本》被郭沫若、杨树达著书时参考取材；他的《合校水经注》集乾嘉以来《水经注》研究之大成，为近百年来的独特通行之作。

二、昌明经术，嘉惠士林的经学努力王先谦在治学过程中，常以“引学术盛衰为有心世道之责”（《葵园四种》），“以提倡经学为己任”（《郋园六十自叙》），认为“毓才之道，劝学为先；为学之方，穷经为首。”（《葵园四种》）为此，他大力提倡朴学，不论在任江苏学政期间，还是主讲城南书院、岳麓书院期间，“务以昌明经术、嘉惠士林为己任”，他说：“务以经术造士，讲求根柢，端正趋向，导迪渐渍。”（《葵园四种》）这种主张尤其对湖湘学风影响甚大。另外，王先谦还继承湖湘学派一以贯之的理学传统学风，并发扬光大。他在治学中十分强调“治心”、“崇礼”，如此才能达至“修齐治平”。
在经学撰述方面，王先谦花费半生心力，撰成《尚书孔传参证》三十六卷，该书集中体现了其经学思想，堪为治经的代表作。书中探讨《尚书》原委，旁证历代诸儒训释；博采《史记》、《汉书》、《论衡》等材料，对伪托之处详加辨正。今文经学大师皮锡瑞评价它“兼疏今古文，说明精确，最为善本。”（《经学通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先谦还继乾嘉年间的大经学家阮元之后，博观慎取，解释和考订经书，集资汇刻了卷帙浩繁，对保存文献，发展学术非常有益的《续皇清经解》。是书为王先谦抵任江苏学政后，“以苏省尤人文荟萃之区，檄学官于儒门旧族，留心搜访，时有采获，共得近二百种，都一千数百卷，类皆发明经义，为学者亟应研究之书。……区区愚忱，冀合众擎之力，以成有用之书，似于表章经术、启迪学人，不无裨益。”（《葵园四种》）此书共1430卷，收入111家209种书。其内容可以考见清代经学的演变以及清人对古代史、语言文字学、考据学的研究成果。因而清代著名文献学家刘锦藻评价：“维持文献之功，阮氏而后为推先谦矣。”（《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九）他还撰有《诗三家义集疏》、《释名疏证补》等经学著作，从而奠定了王先谦在近代经学史上的地位。

三、精研诸子百家，校刻编写诗文集

王先谦治学不只是局限于经学、史学，对诸子百家和文学亦有浓厚兴趣，造诣俱深，影响甚大。无疑，这显示了一个学者极大的博学胸怀与通识驾驭能力。

在诸子学领域，王先谦主要撰写了《荀子集解》二十卷、《庄子集解》八卷、《管子集解》二十二卷。光绪年间，他采集各家之说，取善本校勘异同，加以裁断，另加案语，以表己意，遂成《荀子集解》一书。是书考证严谨，荟萃各家精华，很受学人推崇。近代学者支伟成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此书代表了王先谦学术的最高水平。《庄子集解》网罗了清代各家对于《庄子》文句的校勘和古字古义的诠释，还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其特点是简明扼要，便于披览，成为《庄子》研究的必读书目。有研究者指出：《庄子集解》“有助于读者按图索骥，并了解有清一代《庄子》的训诂成就。不过，此书与他的《荀子集解》相比，不够精审，有许多地方缺略甚至错误”。
显然，王先谦的诸子学研究与同时代其他诸子学研究相比，传统色彩浓厚，显得古色古香，但这正是乾嘉考证之求真务实工作，同以西学为参照系的义理派的研究相得益彰，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张力下，推动了诸子学的大发展。到20世纪初，梁启超、严复等人的诸子学研究才标志着诸子学已经具备了近代学术形态，完全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成为独立的学术体系。

在文学领域，王先谦也颇多创获。最有影响的是继姚鼐《古文辞类纂》之后又编写了《续古文辞类纂》。他仿姚书体例，续选清乾隆至咸丰间诸家各类文辞，以补姚书不足。《续古文辞类纂》收姚鼐以下至吴敏树三十九家，文四百五十五篇，编为三十四卷。此书刊行后，因对姚书有所增续，在当时有一定影响。王闿运说，王先谦续编《皇清经解》，“纵未能抗行芸台（阮元），续编《古文辞类纂》差足以比肩惜抱（姚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书中补录了一些有价值的篇章。所附点评文字，亦时有可观。此外，王先谦还编选了取材丰赡，断制精研的《骈文类纂》，还著有颇多新解的《汉铙歌释文笺证》以及门人为其编写的《虚受堂文集》、《虚受堂诗存》、《虚受堂书札》。还编写校刻了大量湘人文集、诗集，如郭嵩焘的《养知书屋遗集》和周寿昌的《思益堂集》等，这些对保存湖湘文献，熟悉掌故，考订文史，贡献甚大。

王先谦一生所作诗文共有四十四卷，一千一百九十篇，蔚为大观。他文宗秦汉，效法韩愈，笔力遒劲，气魄雄浑；诗宗杜甫、苏轼，自成格调，是晚清一大家，与王闿运齐名，人称“二王”。

四、调和汉宋，求新务实的学术特色

在王先谦的时代，由于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思想学术界萌生出一股经世致用思潮。近百年以来的汉学训诂已由盛而衰，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烦琐考证深感厌倦，力图从古代经籍史传中寻求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汉学研究也逐渐偏离了乾嘉时期原有的学术传承轨道。有学者注意到，“此时的经学研究呈现多途取向，由纯粹的经典考证，逐渐转向对人生理想的探索与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从而在学术界出现了一场由汉学家内部发起的汉学更新运动。”生活于这个时代的王先谦，他的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要打上这个时代的烙印，事实上，他的汉学风格也无不体现着这些变化与趋向，呈现出以下两个特征。

首先，汉宋调和，古今兼采。
汉学发展到晚清，已呈现出融通汉宋，兼采古今的多途取向。湖湘理学传统悠远久长，即便在汉学昌盛的乾嘉时期，宋儒之学在湖湘仍大行其道，正如杨树达所言：“湘士在有清一代大抵治宋儒之学，……乾嘉之际，汉学如日中天，湘士无闻焉。”汉学之风虽在道光以后延入湖湘并不断兴盛，但宋儒之学的影响绝没有就此消失。王先谦作为晚清湖南的学术大师，虽然以治汉学为主，宋明之学对他还是有影响的。这首先表现在他并不排斥宋学，对学术分汉宋之名不以为然。他认为“道咸以降，（汉、宋）两家议论渐平，界域渐泯，为学者各随其材质好尚，定趋向以蕲于成而已，本无所用其辨争”。他坚持：“仆于学问，惟务躬行，不欲以口舌相争。”（《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对汉宋之争，门户之见，并不在意。他治汉学，对宋明理学是兼容并包的，并且认为做学问没有必要被汉学与宋学的名分所累。他对阎季蓉说：“所谓汉学者，考据是也；所谓宋学者，义理是也。今足下之恶汉学者，恶其名也。若谓读书不当从事考据，知非足下所肯出也。去汉学之名，而实之曰考据之学，则足下无所容其恶矣。去宋学之名，而实之曰义理之学，则訾诋理学者无所容其毁矣。此名之为学术累也。”接着，他又指出汉宋二家各有流弊，“然谓二家之学无流弊，则非也。理学之弊，宋明末流著于载记者，大略可睹。考据之弊，小生曲儒失之穿凿破碎者有之。至谓其为世道人心之忧，以理推之，决无是事”（《虚受堂文集》卷十四）。

王先谦虽长于考据疏证之汉学，然其《虚受堂文集》之序跋，多为阐述义理之作，可见宋学对王先谦影响不小。他的学生吴庆坻在老师的墓志铭中称“先生于学，无所不究，门庭广大，合汉宋涂辙而一之。其于崇经术治国闻致力弥笃。”（《清代碑传全集》下）在学生眼中，王先谦的学术风格是汉宋兼容，笃力经史。王先谦钟情汉学，但并不将眼光局限于汉学，而是以一种兼容并包的胸怀对待宋学，表现出一种大学问家的大度。他认为“经学之分义理、考据，犹文之有骈散体也。文以明道，何异乎骈散？然自两体既分，各有其独胜之处”（《王先谦诗文集》），认为义理、考据学者，各有其独到之处。

王先谦深受乾嘉学派的影响，治经崇尚古文经学。但是，在晚清逐渐兴起的今文经学同样为他所关注。他认为今古文之争并无意义，主张择善而从，各取其长。他所编的《诗三家义集疏》，辑西汉齐、鲁、韩三家诗说，分别列于全经之中，对三家诂训，主要根据陈乔枞、魏源之说，兼采清儒有关毛、郑之笺疏，穿插自己的理解和观点，以疏通文义，使久已失传的今文《诗》比较可考。

同样，王先谦对今文经学家皮锡瑞所著《经学通论》、《今文尚书疏证》大为赞赏。据李肖聃记载：“……与《今文尚书考证》同为不刊之书。兴学令下，大吏聘先生（皮锡瑞）主讲学堂，于是为《经学历史》以授岳麓诸生。其书明群籍之大义，述今兴之家法，足裨始学。又虑所言微略，复造《五经通论》以鬯厥者。长沙王葵园先生读而叹服，遗书门人苏舆，谓令人愧汗无地。”（《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还采录皮氏之子皮嘉佑的今文学说十条。他的《尚书孔传参正》也吸收与《今文尚书考证》同为不刊之书。兴学令下，大吏聘先生（皮锡瑞）主讲学堂，于是为《经学历史》以授岳麓诸生。其书明群籍之大义，述今兴之家法，足裨始学。又虑所言微略，复造《五经通论》以鬯厥者。长沙王葵园先生读而叹服，遗书门人苏舆，谓令人愧汗无地。”（《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还采录皮氏之子皮嘉佑的今文学说十条。他的《尚书孔传参正》也吸收了魏源、皮锡瑞等今文家的观点。他续辑清代二百零九种解经著作，编成《续皇清经解》，其中不仅对古文经学著作大量收录，而且对今文经学家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宋翔凤、凌曙、龚自珍、陈乔枞、陈立、魏源等解经之三十三种著作亦加以收录。

综上观之，王先谦不但能调和汉宋，对今古文经学也是兼收并包的。乾嘉汉学发展到王先谦这里，被继承的更多的是乾嘉汉学家们精于考证的学风和实事求是的问学之道，更被赋予了较从前更加广阔和丰富的内涵。

其次，求新务实，注重经世致用。

同许多汉学家一样，王先谦反对空疏，注重实事求是。他对当时许多学人务虚图名的做法是鄙视的，他说：“窃谓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朱务实也。汉学兴，则诋汉而薄宋，以汉学苦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至如究心新学，能入所难，宜无病矣。然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议论入。所务在名，所图在利。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亦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虚受堂书札》卷一）他自己治学则是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不好作偏激之论，不自以为是，不故作高深。如校《水经注》时提出：“夫水地之学，莫要于考古，而非亲历不为功。”

由于王先谦倡导务实，故而主张求新变革，重经世致用。他已经不像乾嘉汉学家那样为治经而治经了，他看到了传统汉学的流弊。道光以来的内忧外患已经让王先谦意识到传统汉学对一字一句、一名一物的考证，其实是与空谈心性的理学一样，步入的是另外一种空疏。他也意识到，传统的考据之学是不可能解除当时清帝国所面临的各种危机的。于是，他主张求新，指出：“今国之急务在海军，民之要图在商务，朝士无论矣。草野二三君子，以振兴世道为己任，不思尽心实事，挽救阽危，而相扇以虚名，专意鼓动世俗。”（《葵园四种》）他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工业，因时变革，建议开矿兴商，创办近代企业，扶植、鼓励民间工商业，认为“官办不如民办”。为此，他创设了湖南第一个近代制造公司。维新运动初起之时，他呼吁要“百度维新，力图自强”。掌教岳麓书院时，亲自撰文抨击科举制度，改革书院课程，认为“学堂科目，自群经、国文外，历史、舆地、算学、图画，中西共者也；各国语言文字，亟宜通者也”（《虚受堂文集》）。王先谦积极参与时务学堂的创建，写手谕明令岳麓书院学生订阅《时务报》，致函湘抚俞廉三，亟论振兴工业、振兴学校、兴办工艺学堂之重要。

所有这些，足以证明王先谦已突破了传统汉学的界限，主张学习西方，并将西学纳入经学的范畴，将自己的治学范围从经史考证扩大到其他许多方面，将一些新生事物纳于自己关注的视野。
需要指出的是，王先谦只主张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而反对涉及封建政治制度和传统的伦理道德的改革。这又反映出他作为汉学家传统和保守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