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完结了，结尾留给观众的不是大快人心的反腐，而更多的是唏嘘。“贪官一开始也想做清官，后来才慢慢变贪的”， 之前解释这句话的时候往往是指官员抵不住金钱权贵的诱惑，放弃了初衷而慢慢腐化。这样的解释不能算错，只是太脸谱化了，剧中的祁同伟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诠释了这句话。
祁同伟是全剧最令人同情的角色，寒门才子、心怀抱负、品学兼优、珍藏真爱，这是祁同伟“那一跪”之前的真实写照，纵然还不能和子贡这样的瑚琏之器相比，但是也算得上是一块“龟玉”了吧。由于没有背景、没有接受官宦子女的爱意而被人打压，以优异的条件却只能分配到穷乡僻壤。“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祁同伟不是没有以正当的方式努力过，他志愿进了缉毒队，身中三枪立了大功之后依然没有改变现实。当然，以圣贤君子的标准要求祁同伟，对他之后的行为我们当然可以引经据典地批判一番，但就如同擅长辩证思维的老子说的：“大道废,有仁义,圣人出,有大伪”，当一个社会期待圣贤出世时，那这个社会一般都处于纲纪混乱的时代。我们以圣贤的标准要求一个寒门子弟祁同伟，会不会恰恰证明当代社会的问题。
2017新春前期也有一部主旋律的廉政剧《于成龙》，剧中于成龙确实能不变初心，整天“青菜萝卜”度日，令人钦佩。剧中反派人物明珠曾经说过一句话：“没有火耗，让官员们拿什么养家糊口，难道要天下的官员个个像于成龙一样每顿青菜萝卜地做苦行僧不成？”（编者按：当时清朝官员的俸禄过低，这点剧中熊赐履也证实了。后来雍正上台后实施“耗羡归公”，并向官员发放养廉银，补贴官员俸禄。）于成龙当然是值得大家敬重的圣贤，是“天下第一廉吏”，但几千年中国历史中能有几个？如同明朝朱元璋虽然对贪官的处置是世所罕见，但是由于过低的俸禄逼得当时的官员们顶风作案，有明一朝估计也只有嘉靖时自耕自种、菜无肉色的海瑞可以做到不贪一针一线了。从严于律己的角度我们当然应该“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但是就如同当年齐国重臣管仲站在国家层面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常人非常正常的需求规律，一个国家把社会的稳定寄望于百姓个个都是圣贤，这不荒唐么？
孔子言：“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那祁同伟这块“龟玉”的黑化背后，谁是虎兕？为什么同情祁同伟的观众很多，其实与其说是“同情”，不如说是“共情”。鄙人早几年曾经和一位溜须拍马的同事发生过正面冲突，这位同事最后说了一句：“我也要养家糊口，我不像你有条件去耍个性，不像你有家底去和领导据理力争，谁喜欢溜须拍马，我这不也是被逼的吗？！我要工作，我要进步，我只有明哲保身！”这番话当年确实让我陷入深思，虽然此后我对那一类人依旧保持距离，但是也确实有了几分体谅。
十几年的工作经历让我看到太多天真的应届毕业生在大染缸里慢慢地“祁同伟化”，我很想拉他们，但是我觉得无力，因为我自己也是在苦苦支撑。“菩提道上多磨难”，可能古人早就看到这些了，所以反复告诫我们在践行君子之道时要“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饭疏食，曲肱而枕之”，佛祖在世时也“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我笃信因果，相信安贫乐道的人生智慧。但是所谓“学而优则仕”，如祁同伟一般意气风发的寒门才子希望通过学习改变命运、走向成功、光宗耀祖，本身也并没有错。“道不远人”，纵然是圣贤之道也要尊重人之常情。
孔子在“虎兕出于柙”一文的后段又指出“不患贫而患不均”，如果当时有一个略微公正的环境，如果当时手持权柄的“那些人”稍有举贤任能的觉悟，如果当时有一个合适的环境让祁同伟一展抱负，如果……可惜，可惜，还是可惜。祁同伟当然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但是毁了这块“龟玉”的“虎兕”又该如何？谁又该为这些“虎兕”的横行而负责？在下一个祁同伟式的悲剧发生之前，我们应该怎么做？佛家讲“度己度人”，度己有法，我又以何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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