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躺着， 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打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鲁迅《故乡》一九二一年一月
上一次读《故乡》还是学生时。那时读鲁迅先生对人、对社会的描写完全不以为意，当然也可能是由于缺乏社会经历造成的，以至于毫无印象。仅仅记得，那时背过闰土在海边西瓜地里插猹的一段，因为那描写很“生动形象”。好像那个时候，学习语文就只是学习一些“生动形象”的描写，当老师教““圆规”表现了杨二嫂什么样的人物形象”的标准答案时，我完全没能体会到答案表达的意义。
但当我24岁再次读起鲁迅先生的《故乡》时，泪水忍不住地涌上来。我说不上具体是为什么，可能夹杂了太多的感情。有勾起我自己孩童时的美好回忆，有感慨鲁迅先生文笔之感染力，有对小时候未曾好好读书的愧疚，有对语文老师本末倒置的愤慨；更多的是，对百年之后荒诞不改的现实，感到愤怒得好笑。
我再读的时候，“圆规”这个形容词确乎精彩得天才，但却不是打动我的重点。真正让我感受到杨二嫂的尖酸刻薄的不是“圆规”二字，这二字只是锦上添花；而是那真实到可以对号入座的语言描写：
先是不见其人先闻其声：“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于是，忽然被陌生人靠评论外表套近乎的不适感，便油然而生了。
“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
“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
“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
放在当代，可能伊早就被杠死了。但是当代就没有这样恶心的人了么？不，这样的人照样存在，只是他们说的话可能从“你有三房姨太太还说不阔？”变成“没穿内衣的女的就是贱货”之类的话。未曾改变的不光是尖酸刻薄，而是妄自推断地将“有钱”与“三房姨太太”、“光鲜亮丽的衣妆外表”联系在一起，将“色情”与“没穿内衣”联系在一起，再用不具备任何人与人的相互关怀的方式说话。不过，当代较大的改变便是，人们可以更好地利用这种“妄自推断”和“毫不关怀”来营造自己光鲜亮丽的虚假人设，以达到各自的目的。
再回头读最开头的两段话。鲁迅先生所描述的三种生活，精准地表现了挣扎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的丑陋模样：或辛苦展转、或辛苦麻木、或辛苦恣睢；哪怕儿时最好的玩伴，几十年后也隔绝得无话可说。没有谁不辛苦；也正因为这“辛苦”，没有谁再愿意轻易和谁“一气”。更令人辛酸的是，迅哥儿所希望的“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不要说侄子宏儿，哪怕一百年后的今天也未有人能过上。
一百年以后的今天，人们依然存着裹小脚时落后的思想观念，依然在为了生计而辛苦得迷失自己，依然缺乏内心的连系和关怀，依然由白胳膊想到生殖器，依然在看热闹不嫌事大。一百年后再想到迅哥儿的愿望，我也不禁感到害怕，感到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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