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是巴金1944年开始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他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汪文宣、曾树生、汪母这三个人物，此外，用为数不多的笔墨写了汪文宣的儿子——小宣以及与汪文宣同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供职的钟老。
整部小说的基调是压抑的，甚至是绝望的。书中反复描写的停电场景、暗淡的蜡烛光，阴暗、寒冷、荒凉的街市，黑洞似的过道、散发臭味的电石灯等，都无不给人一种死气沉沉，毫无希望的感觉。那是国民党统治下的1944年至1945年的重庆，汪文宣一家的生活也是那个时代里众多中国群众生活缩影的一部分。
小说的人物与故事情节都很简单，小说主人公汪文宣和曾树生是一对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夫妇。年轻时都希望投身于教育事业，为国家为人民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但抗战爆发后，他们逃难到重庆，汪文宣在一家图书公司当校对，曾树生在大川银行当“花瓶”（这也一直是汪母看不起她的症结），汪母为减轻儿子的生活负担，赶来操持家务，但与树生之间婆媳关系不和，体弱多病的汪文宣夹在两个深爱的女人中间两头受气，最终家庭经济拮据又患上肺病的汪文宣死于抗战刚刚胜利的时候，而曾树生则在抗战期间跟随爱慕她的银行年轻经理去了兰州。
看完这部长篇小说，我并无意去谴责曾树生，虽然她的选择更多的是考虑自己，但对她的怜悯于我而言，远多于谴责。她也曾是一个有理想、想为教育事业献身的人。在生活的逼迫下，她靠着自己的姿色和交际应酬能力，在银行里做事。虽然是“花瓶”，但作为一个女人，她却担起了家庭的一大部分开支。她不仅供儿子去贵族学校读书，承担了昂贵的书费，家庭的日常开支、汪文宣治病的钱都是她拿出的。本来养家糊口应该是男人的事情，但她去担起了一个男人的职责。
但她的付出，除了得到懦弱的汪文宣的爱怜之外，似乎再也没有其它的肯定了。暂且不论小宣对她的疏离感，就汪母对她的恶劣态度，我也挺能理解并同情她内心深处的痛苦。汪母从来就没有把她当成真正的儿媳妇对待，两人吵架时，“你只是我儿子的姘头”是汪母屡次拿出来使用的杀伤性武器，且屡试不爽。
同样是女人，汪母并不能理解曾树生。在她的观念中，曾树生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就是去交际，去勾引男人，她从来不认为，曾树生是一个能守着汪文宣过苦日子的女人。她不感念树生分担了文宣养家的一大部分费用，反而偏执的用固有的传统有色眼镜去看她。
“只要你（宣）肯答应我，只要不再看到那个女人（树生）我什么苦都可以吃，什么日子我都能过得去了！”汪母的狭隘偏见，毁掉的不仅仅是儿子的幸福，也是最终促使曾树生离开重庆去兰州的原因之一。曾树生每天回家面对着一个始终看不惯她的婆婆，日子的压抑可想而知。
为了汪文宣，曾树生的心理也曾有过矛盾的挣扎。“她（母亲）都受得了，她似乎就
安于这种生活，为什么我就不可以？为什么我总是感到不满足？我为什么就不能牺牲自
己？” 单就这一点看，曾树生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利己主义者。她的内心也因为文宣而有过动摇和牺牲自己的念头。可是，有时候生活的现实和压力以及不是发自内心的真正快乐，最终是束缚不了一个人试图挣脱这种现状的强烈渴望的。婆婆的不理解，她可以无视；丈夫的爱怜，可以暂时抚慰她，但那只是饮鸩止渴。她的活泼的生命，不应该在无休止的争吵和寂寞中枯萎。所以她最终选择离开，那是必然的。
“这种生活究竟给我带来了什么呢？我得到什么满足么？”她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答复，挣扎了许久，才找到一条出路“没有！无论精神上，物质上，我都没有得到一点满足”“生命就这样平平淡淡一点一滴地消耗。树生的忍耐到了最高限度了。她并没有犯罪，为什么应该接受惩罚？这里不就是使生命憔悴的监牢？她应该飞，必须飞，趁她还有翅膀的时候。她要先救出自己。”
虽然曾树生离开了汪文宣，并在后来的通信中，跟汪文宣试图从夫妻关系转变为朋友关系 ，但她的内心并不曾因为距离和关系的改变而完全斩断与文宣的交往。为了给文宣治肺病，她每个月按时汇钱给他。虽然在情感上她已经没有了“婚姻”的束缚，但她似乎也并没有因此而投身于追求她的陈经理的怀抱（虽然后者不断地对她展开追求的攻势）。或许文宣死后，她也许会考虑与陈经理结婚，但在我的理解中，文宣在她的心里，始终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不仅因为她曾与他有着十四年的婚姻生活，更因为文宣或许是她此生最后一个如此卑微又体贴地爱着她的男人。
文宣爱曾树生确实远大于爱自己，为了曾树生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与快乐，虽然心里渴望树生能够留在自己身边，却固执地压抑自己的情感，绝不开口挽留她，他只会把无尽的悲痛留给自己。在树生离开后的无数难眠的夜晚，一次次因为思念她而流下的泪水，每次令我读后总是莫名的为这个男人感到心酸。当树生来信希望解除婚姻关系，于他而言，虽然心痛的无法自己但仍去信表示尊重她的决定。并且之后每次与树生的通信，他总是在信上隐瞒自己渐渐加重的病情。哪怕肺病已病入膏肓，他也坚持忍痛自己写信，拒绝母亲代笔只是为了不让树生知道自己命不久矣。最终，文宣带着对树生最后的依依不舍离开了人世。
文宣的悲剧一方面是他母亲造成的，但更多的责任恐怕要归咎于他自己。在当时的时代大环境下，他拿着一份薪资微薄的工作勉强度日，甚至无力承担家庭开支。他的地位越来越低，意志越来越消沉，最后他变成了一个懦弱安分、甘受欺辱的小公务员。每天干着单调的沉闷的校对工作，过着贫乏而痛苦的生活。他不是与生活在抗争，而是选择默默忍受生活带给他的一切打击。小知识分子的悲哀在他的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他的不满，他的抑郁，他的消沉，他身上所承受的一切，都是他无法也无力改变的。他只能在黑暗的社会中、在灰色单调的生活泥淖里苦苦挣扎。
巴金说，他写这部小说，一方面是为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遭受的不公平的待遇而呐喊，一方面他希望小说能够带给人希望，而不是绝望。读完小说后的我，在绝望中看到树生的离开、文宣的痛苦的离世、汪母和小宣的不知去向、树生抗战胜利后寻不到文宣以及茫然无知的前途.......唯一的希望大概就是抗战胜利了，然而夜照旧还是那么冷,世上的悲苦果真会因为抗战的胜利而减少一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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