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WK1
看到题目你大约会猜这是一本关于教你怎样更“经济”的抚养小孩的书，也难怪，中文的书名翻译作“育儿经济学”其实并不好，因为英文的书名是：Love, Money, and Parenting: How Economics Explains the Way We Raise Our Kids。这个书名就明白无误的说明了这个书的主题，这不是关于一本“how”的书，而是关于"why"的书：
- 为什么经典的亚洲父母在育儿上都是“虎妈”型的高压育儿方式？
- 为什么以芬兰为主的北欧国家在育儿模式上如此“躺平”
- 为什么美国在发达国家里面对于子女教育在时间和金钱投入上是最不“佛系”的（至少中产阶级如此）？
- .......
这些问题都不是新颖的问题，但是我想大多数人看到这类问题的反应是基于“文化决定论”的，东亚的文化就是如此嘛，北欧的文化就是如此嘛。 但是须知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很多时候文化的变化更多是相应经济和社会变化的结果而非原因。
比如，平均主义是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而在70年代末，经济改革重塑了中国社会及其价值观，通过对个人差异的认可与对企业家精神的鼓励，普通民众得以跨越社会阶层，亿万人摆脱贫困，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发展的不平等和不平衡。中国经济转型的同时，文化也发生了变迁。今天，中国也是一个十分强调个性的社会，中国的父母相信通过勤奋努力可以获得成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瑞典多年来是一个平均主义价值观主导的低不平等社会。但历史并非从来如此，在20世纪前，瑞典的社会是高度不平等的。它也非常传统，阶级分明，等级森严。工业的兴起和农业的衰落共同导致社会平等化的变化，它们使得土地所有权（不平等的主要来源）随着时间推移弱化，从而改变了权力在拥有土地的贵族、工业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分配。中国和瑞典的例子都表明，文化（包括育儿习俗）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转型同步发展。
而本书探讨的就是育儿环境是如何影响父母的教养决策的。重点是试图理解父母行为背后的动机。
在讨论经济因素怎样影响父母的教养模式选择时，笔者有个观点：
更确切地说，影响父母育儿行为的关键因素，其一是孩子未来的收入水平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的成功，其二是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程度。在不平等程度很高并且收入完全取决于一个人出身阶层的社会，父母敦促孩子使他们脱颖而出成为优秀学生的行为是徒劳的。然而，当不平等程度很高但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以及那些好学校的毕业生）能够比其他人挣得更多时，他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做。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在低不平等和低教育回报率的国家，父母往往更宽容，在高不平等和高教育回报率的国家，父母可能会更专断，并更倾向于向孩子灌输出人头地的理念。不平等能够很好地解释我们之前讨论的各个国家的现象：不平等程度在宽容的瑞典很低，在以入学成绩为导向的瑞士较高，而在被忧心忡忡的“直升机父母”占据的美国则更高。
这个观点在我看来基本上是靠谱的，比如中国和美国都属于高不平等和教育高回报国家，当然这样的国家里，父母愿意当“虎妈”“虎爸”的动机比北欧福利国家的概率要高得多。比如在德国和意大利，就读中小学和大学都是免费的，学校质量也基本没有差异（在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常春藤盟校）。一个人只要能够以压线的成绩从高中毕业，18岁以前在学校做的事情不会对其人生产生长期影响。我们没有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也没有任何录取委员会对我们的课外活动进行评估。甚至对于没有去上大学的孩子，其前景也是光明的。在德国，低层次学校的毕业生一般会进入学徒项目，他们的收入（比如在附近的大众汽车厂工作）与教师甚至医生相差不大。
西方发达国家父母的教养模式在过去100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实际上发生过和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笔者是这样解释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不平等程度快速下降。这些变化加速了专断型教养方式及其副产品（如体罚）的消亡，为更自由开放的养育模式和旨在培养孩子独立性与想象力的教学实践奠定了基础。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情势再度扭转，经济不平等日趋严重，教育回报提升，孩子在学校努力学习并取得成功对其人生的影响更为重大。因而家长更尽力地敦促孩子，导致了现代“直升机育儿”的现象。我们观察到，继持续20年的低教育回报与放任型育儿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当教育的经济回报开始增长时，家长在教养方式上也的确变得更为急迫。
我们还观察到不同工业化国家之间教养方式存在着巨大差异。在最近的几十年，在不平等程度快速增长的国家，例如美国，“虎妈”“直升机家长”这类的教养方式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支持。但是在经济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比如北欧国家和（程度较轻的）德国、瑞士、荷兰，这种教养方式的吸引力仍是有限的。
所以，书里断言
在不平等程度上升较快的社会，父母应该更倾向于密集型（特别是权威型）；在收入分布变得更为平均的社会，父母应该更倾向于放任型。如果所有社会都变得更加不平等，那么在不平等增长更快的社会中，密集型教养方式应该会更快得到普及。我们将看到实证证据与这些预测十分吻合。
在讲教养方式的国际差异方面，书里面有很多精彩的事实和观点：
瑞典是鼓励宽容和放任的教养方式的典型。慈爱的瑞典父母们认为，要求一个学龄前儿童安静地坐在餐桌前是有违基本人权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赞同任何形式的纪律，包括言语恐吓，更不必说体罚，体罚自从1979年就被认为是非法的了。被大多数国家的父母认为不恰当的儿童行为，比如打扰陌生人，在瑞典被认为是孩子的天性而得到原谅。
瑞典的学校也遵循了同样的自由主义哲学。大多数瑞典的学龄前儿童能够上免费的托儿所。这些都是平静欢乐的地方，由能干又积极主动的专业人士在禁止任何正式教学的指导原则下进行管理。在托儿所，孩子们几乎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事情。调皮捣蛋的孩子当然会被教导，但很少受到惩罚。在瑞典，正式的教育要到7岁才开始，小学生在年满13周岁之前不会收到任何成绩单。社会的共识是，让孩子承受压力和焦虑是罪大恶极的。一些教师甚至在公开场合劝阻雄心勃勃的小学生们不要“过于用功”，并且谴责“不负责任的”、咄咄逼人的父母给孩子们带来过多压力。瑞典孩子的竞争精神仅仅局限于体育活动，在这个领域瑞典人认为竞争是可以接受的。竞争心太强的父母们不被社会认可。当诺拉的父母去学校询问是否可以提前入学时（在6岁而非7岁），得到的回答是，“当然啦，她可以应付的，但我绝不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
不知道每时每刻把孩子裹得严严的中国老人看到瑞典人这样育儿作何感想：
在瑞典，孩子们在小时候经常参与户外活动。这可能听起来不可思议，因为瑞典的天气不是很宜人。在南欧，婴儿很少在冬季被父母带出室外，因为他们认为冬天太冷了。相反，瑞典人认为没有恶劣的天气，只有糟糕的着装（也就是穿得不够多）。回到1999年，当新生儿诺拉即将在出生后几天离开斯德哥尔摩的丹德里德斯医院（Danderyds hospital）时，她的父母已经开始准备如何应对室外低于-10℃（14℉）的气温。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温度计显示-18℃（0℉）。一位护士建议：“只要温度不低于-20℃，你就不应该担心，宝宝穿得很保暖。”玛丽亚和法布里齐奥向护士反映他们的朋友建议更小心点为好。护士笑着说：“斯德哥尔摩人总是过分担心！我来自布登（Boden，瑞典北部的一个寒冷的城市），可以向你保证没有危险。”我们这两位南方人很快就明白了护士的意思，在寒冷的冬天，穿着暖和的婴儿喜欢在外面打盹并且很容易适应寒冷。瑞典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毕竟，瑞典的儿童死亡率是世界上最低的。
一些涉及育儿理念的“国际冲突”例子也很有意思：
一位住在美国的瑞士母亲在自助餐厅里目击了自己的女儿和一位年纪更小的男孩发生了冲突。像一位典型的瑞士母亲一样，她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去干预这样不起眼的“小插曲”，并倾向于让孩子独立寻找解决冲突的方式。随之而来的是男孩“控制狂”美国母亲的惊骇反应，指责她事不关己的态度，并且要求向她和她的儿子郑重道歉.
一篇在《时代》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提及了一位移居柏林的美国母亲的视角：“所有的德国父母都聚在一起，喝着咖啡，而对他们在沙坑上20英尺处的木头龙上挂着的孩子们毫不在意。那堆软海绵垫到哪里去了？责任通知呢？人身伤害律师在哪呢？”[10]文化冲击不止于此。美国母亲惊讶地意识到，德国的幼儿园不注重学业，德国父母也不敦促他们的学龄前儿童学习读书和写字。最大的冲击是学校里各个年级的孩子都在无人护送的情况下步行上学，并在社区里到处闲逛。故事结尾，美国母亲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神色，终于决定让她的女儿独自去面包店……但同时一直在阳台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书中讨论到中国的育儿模式有个副标题：我知道什么对他们最好：
中国父母的教育方式支持我们的育儿经济学理论。由于不平等程度在今天的中国相对较高，而教育在父母的眼中也非常重要。最后，正如胜男对自己生活经历的描述一样，勤奋是跨越阶层的有效手段。对国内的学生而言，成功之门是高考，这是一场至关重要的考试，每年有900多万考生参加高考以进入高等学府。在高考中的优异表现能够让学生进入顶尖大学，而糟糕的成绩则可能让孩子失去任何就学机会。这与美国相反。在美国，精英学校的录取不仅仅与平时成绩和测试成绩挂钩，还取决于其他因素，比如课外活动和社会经济背景。在中国成绩决定了一切。
书里还讨论了日本的育儿模式，日本虽然和中国同属东亚，都有考试风险高和给学生高压，补课普遍等特点，但是日本社会收入的不平等水平比较低，换一种说法就是在日本考上名校的经济回报率相对并不高。所以在教育价值观上，典型中国中产阶级强调的“勤奋”在日本并不是最推崇的价值观（中国90%受访者推崇勤奋，这个数字在日本只有34%）。作为一个孩子，在日本有一些独特的挑战，文中特别提到日本独有的高竞争性幼儿园入考试:
《日本时报》（Japan Times）一篇名为《从摇篮开始为大学做好准备》的文章描述了一贯制学校（escalator schools）的现象。这些名牌学校具有鲜明特征，它们提供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而且学生不需要通过考试就能一级级往上读。这些学校的很多学生都能进入如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顶尖大学。一贯制学校的录取流程非常重视家庭背景。《日本时报》的文章描述一个五岁儿童准备考试的过程，这场考试将决定她是否能进入理想学校。“她已经完成了看图辨识水果，马上会听到一个关于熊猫的故事，之后她需要据此画一幅图画并为这个故事编一个结尾。她在这些活动中的表现会决定她去哪儿上大学，没有人比她的父母更紧张，而他们这时正在隔壁房间面试。”孩子在三岁时就开始为这场高风险考试做准备。录取的竞争非常激烈。在东京，大约8%的五岁孩子能上一贯制学校，但却有大量的申请者。筛选过程包括对家长和孩子的面试。孩子的排名取决于他们快速理解明确指令的能力，以及他们的敏锐度和反应速度。另外，家长的职业发展情况、待人处事方式和行为举止也在被考察之列。
正如书里所言，密集型教养方式的“直升机育儿”很大程度上和社会不平等性（无论是经济层面的还是其他层面的）相关，如果社会制度或者在规则设计上不能保障技术带来的进步（空闲时间的增多）和其他利益被社会成员公平的享受，那么在育儿上，这个社会就会陷入高度竞争的陷阱，用中国最时髦的词来描述，就是“内卷”。文中用了另外一个词：yard stick competition:
我们应乐观地看到技术进步使劳动时间缩短，但对社会成员如何分享技术进步的利益的能力并不乐观。社会规则如果不能公平地让人们分享利益，这个社会就可能陷入高度竞争的陷阱，人们花费大量时间和努力想要沿着社会阶梯向上爬。想要胜过别人而进行的这种投入，可能会大到压过技术进步带来的潜在好处的地步。经济学家把这种机制称为“标尺竞争”（yardstickcompetition）。有个笑话描述了这种竞争的典型：一只气势汹汹的熊正向两位露营者冲来。其中一个赶紧系好自己的鞋带。另一个说：“你在干什么？你不可能跑赢一只熊！”第一个人回答：“我不需要跑赢熊——我只需要跑赢你！”因而，一旦陷入了这种竞争社会，越来越密集的教养方式可能类似于无效率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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