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裘山山看来，值得写的短篇小说有两类：一类是有意义的，一类是有意思的。
她不太喜欢象征味很浓的东西。她说她的个性气质在艺术家和主妇之间，更接近于主妇，比较生活化，所以她喜欢写很贴近现实的故事。对于那种很深邃、很抽象、很哲理的东西，天生有点儿畏惧，只好敬而远之。很玄幻的题材，穿越什么的，也不会写。同时对那种恶的东西，也有一种本能的排斥。
其实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和在乃至选材上的偏好，是和他的生活阅历、情感方式、文化修养乃至价值取向有很大关系的。
对于一个喜欢写短篇小说的作家来说，只要她愿意发现，身边随时都有各种素材，就看你怎样从寻常中发现不寻常。有些别人一笑而过的事，你会不会从中发现人性的弱点，或者人性的亮点。我们的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故事，但这些故事能否成为小说，就取决于作家的审美趣味。大多数的故事可能感慨一下就过去了，只有极少数的故事过不去，像一粒种子埋在心里，时间长了就发芽，或者发酵，慢慢生长成树，发酵成可以做馒头面包的面团。
这就要说到写好小说的第三点，对素材的思考和追问。
裘山山说她曾写过一个创作谈，叫小说是我对生活的设问。就是说，我常常在一个小说里提出问题，如果怎样会怎样，去追问故事背后的东西，会在故事里做一种假设，再用小说去回答。当我觉得某个故事有意思时，我会在这个“意思”中作些思考，努力将这个“意思”有效地多层次地表达出来，写出故事后面的故事，故事后面的心情。我想，这些属于理性的控制。但在具体叙事中，我更注重的还是将人物写活，写生动，让他们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展示，让小说好看。
她说，她喜欢写让她伤感又温暖的故事，而不是好玩儿的故事。比如《腊八粥》。最初想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她敲下的题目是：睡眠。这篇小说最近翻译成了日文，有日本读者也很感动。故事的引子来源于她遇见的两个老太太。七八年前的某一天，她去银行取钱，一个老太太把她叫到一边，让她帮她把存折和三百元放进一个磨损的牛皮纸信封里，再放进她内衣的口袋，并用别针别好，她跟裘山山解释说，她有痛风，手不灵活。裘山山注意到她的手果然已经变了形。老太太的神情却很安详，她给她别好衣服，她道了谢，慢慢走出去。很长时间她一去银行就会想起老太太。又过了几天，她跟一个在街道当书记的女友去看一个孤寡老太太，老太太住在一个靠围墙搭建的矮房子里，如小说里描写的那样，又黑又乱。但她去高高兴兴的，大声和他们说话。他们走的时候她一直笑眯眯地送他们到院门口。这两个老太太一直在她心里，她时常会揣摩她们，她们是怎么过日子的？她们最烦恼的是什么？她们年轻时快乐吗？她们现在快乐吗？她们抱怨生活吗？她们失眠吗？不知为什么，她坚信她们现在也常常有开心快乐的时候，甚至不比她少。物质的天差地别并不等于心情的天差地别。
某一天，她脑子里忽然冒出个念头，写一个衣食无忧的人遇见一个衣食有忧的人，可他们的心境却相反。写这样一个故事，并不是想以此来表明谁的生活态度更可取，谁该向谁学习。人的痛苦往往取决于这个人对生存环境的感受，没有谁的痛苦是不应该的，谁的就是应该的。她只想写这样一种状态，并试图表明，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人遇见了，也可以互相温暖，两个完全陌生的心相遇了，也可以彼此沟通。当然，生活有忧的一位给予了生活无忧的一位更多的温暖，是她刻意为之的。
最后一点是技术，也是关于短篇小说创作的第四点体会，就是选择一个好的讲述方式。
小说写作的基本能力，虚构能力，想象能力和对生活经验的表达，都是慢慢拥有的，多写、多训练。语言风格也很重要。比如，很冷静的叙述，把情绪藏起来，或者很幽默的讲述，或者从物的角度讲人。
罗素说，有三种无比强烈的激情左右了人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探索和对人类苦难的难以忍受的怜悯。尤其是第三种，是裘山山写作的追求。体察每一个生命的艰难和痛苦，也欣赏每一个生命的温暖和光亮，去描摹每一个生命的珍贵和独特，以此抚慰自己和读者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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