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天真的人

新晋茅奖作家杨志军最近在一次座谈中谈到写作，提出了一个观点：作家要做一个天真的人。

我感觉成年后，人变得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复杂。做一个天真的人，带着孩童的眼光看世界，对于成年人而言挺难的。可真正厉害的人，都是在看清世界真相后，仍然保有一颗童真的心。

01.真正的文学写作者

一个真正的文学写作者是不能考虑太多的，也不会考虑太多的。之所以写作，是为了自己的情感得以抒发、想法得以呈现、自我得以安放。很多时候，这是情不自禁的，不能有功利目的。

既然是自己用心血凝聚而成的作品，我就有这份自信，它是一部好的作品，可以为读者带来裨益。所以，创作时没有想获不获奖的事，获奖了却也不感到十分意外。

02.我的文学之路

我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爱读书，收藏了很多文学作品。即使是在那个“不能读书、不让读书”的年代，20世纪50年代我们国家出版的中外小说，我们家几乎都有。我小的时候没有什么儿童读物，只能去父母的书架上找东西看。

那时，我读《安娜·卡列尼娜》，根本读不懂，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只知道书里的人在谈恋爱。《水浒传》是我重要的启蒙读物，但同样看不懂，甚至连很多字都不认识，只知道一大帮人在打架。当然，书中很多人物的那种仗义疏财的做派，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童年时期接触文学作品，对我日后走上写作道路是很重要的，但这还不能说是我的写作契机。真正的契机出现在我在陕西省军区当兵的时候。

那阵子，我被派到生产队进行支援，每天的饭是挨家挨户去农民家里吃的，这让我近距离接触到了农民的具体生活。

有一回，我在等老乡做饭时发现他家有本破书，里面有一篇小说，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看完后我想，哎呀，这样的小说我也可以写的！从此之后，我走上了写小说的路。

我年少时写的一些小说，有的发表了，有的没有发表；但即使发表了，我内心也没把它们算作我的作品——那时候写的东西，无论是语言还是技巧，都实在不太好。

我自认为我正式的文学写作的起点，应该是在上大学以后。我是在1977年、高考恢复第一年参加高考的，考上了青海师范大学。在那里读书时，我遇到了很多让我一生受益的好老师，也因为我们是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所以老师们对我们格外上心与爱护。

老师们广阔的眼界和丰富的学养教会了我许多，我的思路被打开了。老师们并不是照本宣科地纯粹从结构、语言等技巧方面来教我们写作，而是结合他们自己丰富的经历让我们去了解文学、文人，去触摸文心。

毕业后，我回到青海日报工作。有一次，一些农民因大风吹裂了青海湖的冰面而被困在浮冰上，我去现场采访。

当时，除了完成新闻稿之外，基于这段亲身经历与见闻，我还写成了《大湖断裂》，这是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随着采访中积累的环保知识越来越丰富，我又写了《环湖崩溃》。

那时候的文坛，主流是伤痕文学，当大家几乎都在回顾历史、创作伤痕文学时，我独自在关注生态向度的社会问题。

这或许是受我的工作的影响，作为记者，我每天在接触现实，尤其是西部的现实，亲眼看到很多破坏生态的现象——比如在生态本就脆弱的草原上盲目开垦耕地，等等。

因此，说到底，我写作的真正的、重要的契机，是我对自然生态的忧虑。

03.我的父辈们

“父辈”的故事开始于1949年。譬如我的父亲，他是一个从洛阳来到西北大学读书的青年知识分子。在结束了冒着生命危险的“护校”任务之后，他便和一帮志同道合的人一路西进，来到了西宁，在一家破破烂烂的马车店里开始创办《青海日报》。

我的母亲，当时正在贫困中求学，听说有一家叫作“卫校”的学校又管饭又发衣服，便立刻从这边退学到那边报名。就这样，她成了由第一野战军第一军卫生部管辖的卫校的一名学生，之后又考入医学院，成了青藏高原第一批国家培养的医生。

我的岳母那时在开封读书，面临一个选择：要么赶赴昆明，跟已经离开家乡汝阳的亲人团聚，然后同去台湾；要么西进，到传说中无比荒凉、实际上比传说更荒凉的青海，跟已经先期到达的未婚夫见面。她没有多少犹豫，就选择了后者。

后来，几乎年年都有西进的人，有的是个人志愿，有的是组织分配，有的是集体搬迁。来到高原后，几乎所有工作都是从“零”开始，就算你想扎根，也得自己找地方挖坑浇水。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到处都是处女地，只要你为她做过一件事，她就会认为你是她的人，而你的回应便是：只要她为你提供过一夜的光亮、一冬的温暖、一餐的饱饭，你就会认为她给你的是家，是整个故乡。

所以，父辈的“故乡”概念历来比较模糊，老家远远没有脚下的土地来得亲切，不知不觉就有了一种情怀：愿意为高原付出一切，即便以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地广人稀加上高寒缺氧，促使这里的人对温情充满渴望。他们热爱交际，喜欢抱团，人跟人的关系异乎寻常亲近，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抵御生存的严酷，消解自然的荒凉和环境的落后带给人的种种窘迫。

“人人相亲，物物和睦，处处温柔，爱爱相守，家国必忧，做人为首”的信念就像注入高海拔的氧气，终此一生都在父辈中间氤氲缭绕。

我的父亲就是带着这样的信念走向了草原牧区，目的地便是不断迁徙的帐房。他在那里学藏话，吃糌粑，记笔记，跟着牛羊翻越缓缓起伏的草山，发现牧人的生活单纯而寂寞，孤独成了所有物体的属性，包括牧草与微风、太阳与月亮。

采访或者蹲点结束之后，无以为报的他总是会留下自己在城里的地址。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好多年，他住过的帐房在他的脑海里变成了星斗的分布，虽然稀疏，却灿烂无比，可以说黄河源有多长，他到过的草原就有多广。

04.成为作家，是要具备很多条件的

成为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好的作家，无疑是要具备很多条件的。

首先是作家本人自身的条件，天性是很重要的，有些人天生就形象思维发达，对周围的环境很敏感，情感丰富。就我本人来说，我就对我所处的自然环境特别敏感，自然就下笔如有神。

其次，作家个人的学养积累也特别重要。从天性出发，因为兴趣而特别地去储备相关学养，才算是具备了成为一个好作家的基础。

最后是作家对生活的认知能力。在生活经历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认知能力下写就的文学作品是有高下之分的。认知能力和后天的学习密切相关，学识好方能见识高。

除此之外，我认为一个好的作家一定要有排除干扰的能力，做到心无旁骛才能产出好作品。

社会生活中有各种繁杂的事务和诱惑，如果我们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就会耗尽自己的精力和元气，想要写出好的作品，恐怕是一种虚妄。

历史上许多好的作家，他们都懂得要给自己的心灵留有空白，始终坚守自己的理想，牢牢不放，即使这样，可能在有些人眼里看起来也是可笑的。

具备了这些基本素质、能力、信念之后，写作就会变得比较容易。我和林少华先生是朋友，一起聊聊文学而已，并不是真的在教他写小说，就算小说可以教，少华也用不着我来指点，作为出色的翻译家，他心中自有伟大的作家作为他的精神伴侣。

何况文学创作根本就不是教出来的，而是悟出来的，是每个写作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而非文字技巧，是一个人天性、学养与理想信念情不自禁的流露，而不仅仅是篇章结构。

写作这件事，更多还是个人的修行，除了极个别的天才型作家，大多数作家还是要经过无数次的实践、无数次的磨难、无数次的失败后，方能慢慢走出属于自己的写作之路。

05.做一个认真的人、天真的人

作家之为作家，应该有其标准、有其尺度，不能太随便、太廉价。文坛优秀的前辈们，比如雨果、但丁、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尔克斯等，他们树立起来的尺度是我们行进在文学写作道路上的路标，也可以说是人类精神的灯塔。

文学创作需要技术，但它本质上绝对不是一个技术活，其本质还是人类的精神。上面提到的这些小说大师，无论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最终的目的都是表现人类精神的广度与深度。

固执地去思考人类精神危机的作家，往往是纯粹的、天真的。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他们——你思考下顿饭吃什么就好了，为什么要思考这些有的没的？可这也正是他们的伟大所在。

实话实说，作家中只有少数人可以达到这个标准。于我自己而言，虽然我可能达不到这样的标准，但是我会一直努力去接近这样的目标——做一个认真的人、天真的人。

（摘自《人民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