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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邂逅，转角遇到爱，“水枪”出现在了我的生活片段和生命轨迹当中。
还记得大约是二十一二年前的一个中午，我们吃过饭，向东郭小学走去。
由于住的地方不一样，从家到学校的路程也就不一样，那怎么能走到一块儿呢。那时候没有手机用来随时查看时间，虽说有手表，但全村也没几块，自然不可能戴在小学生的手腕上。
一个社（也就是“生产小队”）的人可以联络，吃得快的人跑去吃得慢的人家里，等其吃完后一起出发。那如果是两个分属不同社的小伙伴呢，答案只有一个——靠经验。
“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通往东郭小学并且我们常走的道只有一条。于是，来来往往，反反复复，经历过无数次有心亦或无心的“试验”，我们成功了。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每个人的家的位置是固定的，于是乎，到达“主干道”的时间亦是固定的，而且大家年纪相仿，吃饭的速度也大体差不离，只要我们控制好出门时间，那么碰面可以说是八九不离十。
后来，我竟然做到了当阳光洒下，屋瓦的阴影与我家房沿台剩下一定距离时出发，那么，铁定会在上学路上遇到他们。
当然，这有点夸下海口了，因为这个推导严格意义上不成立，第一：地球绕着太阳公转，那么地面上留下的阴影势必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第二：遇到阴天或者雨天、雪天这种太阳开启“隐藏”或者“潜行”状态的日子，是无法根据此法做出判断的。
其实我想说的是：那时候我们几个小伙伴那是真有默契。
晓锋家住得最远，出门向西紧接着转向南，右手边就是王伟家，后面则是新平家，只要大声吆喝一下即可，保准听得真真切切。南行两百多米，小军家就在靠西的地方。门前黄牛悠然反刍，或卧或站，戴着鼻环，眼睫毛长长的，尾巴一挥一甩赶苍蝇蚊子，总是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院门前和土墙内都栽种有桃树、杏树，一旦到了初春，云蒸霞蔚，引得蜜蜂嗡嗡直响，落英缤纷如雨，好一番热闹景象！
再前行，迎着太阳，一路向南，不多一会儿就到了鹏涛家。他家在路东侧，很好辨认，大门口拴着大黑狗还有停放拖拉机的就是了。
鹏涛家门前有一条东西方向的小道，就是我上学的必经之路。
很久之前，邵寨塬上人住的大多都是窑洞，后来日子好了，砖瓦房横空出世，但一般建在距离窑洞不远处。原因无它，因为窑洞上面是场，用来对农作物进行脱粒、除尘、去杂、晾晒等处理，方便储藏。那么新建的房屋肯定离场不远。窑洞及其附近房屋的区域，在邵寨塬上统一称之为“塬边”，或者“庄边”。后来从窑洞搬出来建房的人越来越多，亦或是塬边没有自家的宅基地，于是只能顺着支路往后排，延伸到“腹地”去，这种区域邵寨塬人称之为“坳（读niao，四声）里”。我家所在的区域就属于坳里。
就这样“西郭六杰”凑到一起了，桥子屲社四人，贺朝社两人。
易中天老师在“品三国”栏目中将陈寿《三国志》里的原文翻成白话：“曹操和袁绍从小一起长大，不服管教，调皮捣蛋，可以说是为祸乡里，无恶不作。”我们那时也正处于“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狗嫌猫也憎”的大好年纪。比如说放着宽阔的大道不走，反而老爱涉足一些人迹罕至的小径，不是蹂躏美丽祖国的花花草草，就是攀折大好河山的树树苗苗。
春天我们“扭迷迷”。贺知章《咏柳》写得好：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但其实这时候的柳枝已经不能用了，不能等它长出了细碎的叶片。春回大地，东风送暖，冰河解冻，万物复苏。当桃树和杏树“谢了春红”不久，柳枝由内而外，开始焕发生机。我们随手将柳枝折下，如果低处没有合适的，那么便会猴上树去。
说来惭愧，唐人灞桥折柳，用来惜别；观音大士用柳枝滴落水净瓶中的甘露，可以救活镇元大仙的人生果树；周总理的柳枝轻轻挥洒，可以和傣族人民一起过泼水节。而我们呢，只是用来玩耍。一支嫩柳，双手大拇指和食指或中指捏着朝相反方向发力，使其松动，顺势而下，待树皮和树枝分离，抽出白白的草木气味的木芯扔掉。用削铅笔的小刀将“圆筒”裁为若干段，一头捏得扁扁的，用拇指指甲抠下半厘米长的外皮，露出青绿色的内里，正反面都要做这个动作，同时用舌头使劲抵住牙齿或上颚，在口腔内发出响亮的爆破声，美其名曰“救”——只有经过这一道工序，“生产”出的迷迷才能吹响。
于是那个春天，上学路上到处是这种响声。声音沉闷而短促，名曰“老牛”，多半不是柳枝做成的，而是冬瓜木树的枝条制成，乃是中品。下品则选青葱的叶子。葱叶天然“筒”状，同样需要“救”，不过这样的迷迷不能吹，而是在另一头用力吸气，同样能产生声响。等到吸够了，腻了，喘不上气了，也累了，于是巨口一张，腮帮大动，葱段尽数归于腹中。
这可了不得，路边的柳树、冬瓜木树虽不是无主之物，但不用人管，任其自生自灭，最主要的是毫无收益，农田里的大葱可是有主的。于是一老头扛着锄头在后面紧追不舍，口中大骂，我们一群小孩在前面加速狂奔，甩下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落在土路上，金光炸裂，像是夕阳下贝壳跌落在沙滩上，砸出旋涡；掷地有声，像是燕子在电线上辗转停留，变成五线谱中跳动的音符。
这个游戏我们是不允许女生参加的，它专属于男生的权利。只要女生敢玩，我们就会一边跳脚一边大声喊起来：“女娃娃吹迷迷，吹了咪咪大！”
老舍先生在《骆驼祥子》中写得好——“这世上真话本就不多，一位女子的脸红胜过一大段对白。”于是我们立马看到了世间最能动人的情景：女孩子们往往丢了迷迷，脸色转为绯红，且红到了耳垂、脖颈后面。她们跑起来了，像是皎洁、轻盈的小白鹿，辫子、马尾甩动起来了，额前的刘海飘荡起来了，脸蛋、唇角的绒毛也一并飞扬起来，直直冲向又高又远的天空。
接下来我们吃“榆钱钱”。我曾读过荷花淀派作家刘绍棠写的散文《榆钱饭》，当然我出生的那个年代日子没有文中那么艰苦，用不着将榆钱钱当作救命的食物。对于吃榆钱钱这回事，我自认为只是好玩，讨个吉利——哪有不爱钱的人，一种“独属于男孩”的浪漫。
杏花落了，枝头就会长出毛毛的小杏儿，俗名“杏儿子”。刚开始那会儿里面的果核还没硬化，一口一个，那叫一个脆生生，但这只属于嫁接后的杏子。经过此项技术，杏树的叶面会变得宽大，颜色也会变得浅淡，最重要的是果实又大又圆，口味极佳，弊端就是虫害率上升。那种野生的杏子还是酸涩异常，且带着一种类似于耗子药的苦味，让人苦不堪言，实在难以下咽。
但能嫁接就说明主人付出了“专利技术”和辛勤劳动，毕竟这也算是个技术活，而且会有失败的概率，导致整棵果树枯死，可见主人对此树非常珍视。农民爱惜土地里的产出，这难道不是真理吗？
浓密的树荫当中传来了说话声、争吵声，还有人远远站岗、放哨，一旦发现敌情，孩子们纷纷从树上跳将下来，猢狲一般逃散而去，只留下匆忙赶来的主人望“树”兴叹，无可奈何。
夏季我们摘西瓜，秋季我们摘水桃，但正如鲁迅在《社戏》里写的那样：“但我吃了豆，却并没有昨夜的豆那么好。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我们只是单纯享受那种身心的欢快、愉悦、神秘、刺激。
那年阳光透过树叶间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影子；那年白桦树的叶子高高地在枝头畅谈、欢笑；那年我们手里提着装水的瓶子，白衬衫渐行渐远，飘成了云彩。
那天不知道是谁，突然拿出了“水枪”来。
说是水枪，其实是手工制作的一个简易设备。拿一根“鸡肠子”，尾端扎紧，前头套在截短的圆珠笔芯上。用废弃的针筒向鸡肠子内注水，直至其完全鼓胀起来。“人心不足蛇吞象”，远远看去，此时的鸡肠子就像吞了大象的蟒蛇。鸡肠子具有极大的弹性，因此在前头用输液管上控制点滴速度的装置作为滑动开关。圆珠笔头里沙粒大小的珠子早被我们设法取掉，因此只要推下开关，鸡肠子内的水就会由于压力以一种极细的方式喷出，用来打水仗再好不过。
这么好的“神兵利器”想要做到最大程度的“随用随到”，我们一般将它挂在脖颈上，用衣领遮挡。但是鸡肠子因为反复注水膨胀，并且“水枪”长期处在将发未发的状态，总有破裂的时候。
随着吓人一跳的“啵”的一声，同时水顺着脖颈、脊背、衣角滴落，我们童年以及少年所做的幻梦也就此破灭，再也不可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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