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听新闻，还不知道今天是“小年”。小年已到，意味着进入农历新年了。
农历春节是对国人最重要的节日，虽然有阳历新年，但在国人的心中，农历年才是一年的开始。也只有在新年前后，人们放弃了阳历计时，对日期的计算只有腊月和正月。
过年是最喜庆的日子，阖家团圆是最重要的梦想，不管离家再远，不管再忙，回家过年都是远方的游子共同的选择，这样造就了中国特有的春运现象。过去，由于交通、通讯不便，回家的路常常面临不少艰难，进人小年，在各大城市的火车站上，在城市扎根的年轻人、打拼的打工者、求学的孩子，不约而同踏上回家的路，肩扛着行李，手提着为老人和孩子准备的礼物，怀着满心的喜悦挤上回家的列车，为了这趟行程，即使在车站等上几天几夜，在列车的走廊上、厕所里全程站立也在所不惜。
然而去年以来，新冠疫情的爆发，彻底打乱了过年的习惯，身在武汉的游子大年三十被隔离在家，许多城市取消了新年庆典。一年过去世界疫情还在高位肆虐，国内频频上演疫情倒灌事件，临近春节多点爆发态势还在继续，我们生活的石家庄市刚刚经历了疫情的突袭，与外界的联通还没有完全打通，就地过年成为官方倡导的主要方向，又是一个无趣的新年。
但是，即使没有疫情，现在的年也越来越不像年了。对成年人来说，年只不过是7天假期，仅此而已。对孩子来说，过年与寒假几乎是同意语。城市的新年，就是挂上彩灯和灯笼，贴上崭新的对联，买上几天的蔬菜，抽空到旅游景点转转，然后就是海吃海喝，长上几斤赘肉，年就过去了。
对今天的我们，似乎年味都是在记忆里，那是孩子最幸福的日子。曾记得以前在农历小年，晚上母亲都要烙上很多“祭灶饼”，也就是普通的烧饼，然后我跟着父亲端着供品去为各路神仙烧香，家里的说法是“安神”，包括老天爷、土地爷、财神爷、灶王爷、牛王爷、龙王爷，还有父亲木工手艺的祖师——鲁班。想想很有意思，这些神都是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能给自己带来好处，中国的传统信仰就是这么实在，在中国当神仙也挺难的，一年也就过年能吃点好的，其他时间都被人抛到九霄云外了。
从小年开始，每家每户就要陆续准备吃的了，最主要的是蒸馒头，据说以前人们穷怕了，也只有过年能吃上白馒头，为了图个吉利，年前蒸的馒头要吃到正月十五。人口多的家庭，蒸馒头都要两三天，有豇豆馅、红薯馅、红糖包、白糖包，心灵手巧的妇女还会蒸样式不同的花馍头。
除了蒸馒头就是准备肉了，各家各户都要准备几十斤，通常村里都会有人家杀猪，那时的猪都是自家养的，没有饲料、不用担心瘦肉精，杀猪的人家会提前通知左邻右舍，避免杀了猪卖不出去。后来随着农村生活也越来越好，杀猪的人家少了，即使有也不用担心卖不出去了，通常三五家就把一头200多斤的猪给分完了。猪肉买回家后，留够必要的用来走亲戚，其他的切成大块，用大火煮熟了，过节随时再加工吃。那时的猪肉肥的多，通常把肥肉单独割下来炸成油，作为平时炒菜用，这种油味道好得多。
记忆中，新年最高兴的事是烧柏枝和放鞭炮。大年初一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在院内堆上一堆柏树枝，用废纸或干草点上火，带油脂的柏枝就发出噼里啪啦声音，一股浓烟就冉冉升起。在烧柏枝的同时，最好玩的就是放炮仗，在我刚记事时，没有闪光雷，更没有烟火，只有很粗的大个儿炮仗，炮放在地上把火焾拉长，用发着红光的香靠近点燃炮仗，听到呲呲声后迅速跑开，“啪”的一声炮仗就炸了，特别好玩。后来，这种单个的炮仗被闪光雷代替了，每支通常连续响八声，我们叫它“八响雷”。但新年最重要的节目是放长鞭炮，有250响、500响、1000响，乃至更多，小时候家里穷，好像最多就买过1000响。为了自己能多玩一下，通常大人会从鞭炮上取下了一截留给小孩玩耍，在特别小的时候，大人会把鞭炮绑在长棍上，点着后让孩子放。孩子稍大一点儿后，更愿意直接用手拿着放，快结束时往空中一扔，感觉特别神奇。
大年初一放鞭炮前最重要的仪式是为诸神烧香，小孩都喜欢跟在大人身后，在神像前跪下，然后点燃纸钱、点燃香，接着就是磕头。磕头数量也是有讲究的，神仙是三个，而自己家里去世的长辈则是四个，即所谓“神三鬼四人一个”。
春节当天，敬完神仙，放过鞭炮，才可以吃饭，这时通常都八九点了。肚里一般都很饿，所以吃的特别多，也特别香。
随着上学后离开老家，随着父亲的去世，随着来到城市生活，新年的传承在我这一代断了，家里也不再敬神烧香，年味就这样越来越淡了。但我们的生活却越来越好了，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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