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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善于把握机会和创造机会，天下大乱之际，一介书生独创湘军，统率群雄。对抗太平天国，屡战屡败，甚至两次投江自尽，多次深陷绝境。
蛰居老家两年，他反思自我，最终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为人处世脱胎换骨，不仅清除了政治敌人，而且以“结硬寨、打呆仗”战胜了军事宿敌太平天国，位极人臣。」
——张宏杰《曾国藩传》
湘军建立
咸丰元年（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事，发动对满清朝廷的武力对抗，建国号“太平天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
当时，清王朝的军事力量主要依靠传统的八旗兵和绿营兵，在面对太平军强大的攻势时，表现出了明显不足。
八旗制度下，旗内的青壮男丁负责打仗，女人管家务，全民由旗内供养，所需物资主要靠征战缴获。在奴隶制社会基础上建立的八旗兵，曾是清朝平定天下大乱的强悍军队，擅长骑射，装备有战马、云梯、大刀、盔甲、弓箭、佩刀、鸟枪、红衣大炮等，分为京营和驻防两部分，人数相当。
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平时期八旗兵不能再依靠掠物谋生致富，朝廷便用国家税收承包了八旗的全部生活。
按照当时的制度，八旗兵除了当兵不允许从事其他事业，父老子继，不少八旗子弟从出生就拥有兵籍或官衔，全家上下都被朝廷供养着。
“旗人的生活好像除了吃汉人所供给的米，与花汉人供献的银子外，整天整月的都消磨在生活的艺术中。”原本是为了让八旗兵无后顾之忧冲杀战场的“寄生制度”，却成了八旗兵腐朽无用的直接原因。
养尊处优的八旗兵们，甚至花钱聘请闲散人替自己出操排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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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营兵是为了弥补八旗兵的不足、加强对领土的有效统治，清政府招降明军、招募汉人组织的军队，是清朝常备兵之一，曾在平定三藩和准葛尔、征讨大小金川及乾隆中叶前的历次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人数远超八旗兵。
绿营兵多为步兵，其次是马兵与水兵，常用武器有刀、枪、矛、箭等冷兵器和鸟枪、铳枪、大炮等热兵器，但兵器装备和待遇远不如八旗兵。
但到了后期，绿营兵的战斗力近乎为零，“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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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抗太平军，咸丰帝不得不着手改革绿营兵，淘汰老弱，挑选精壮；扩大火器装备，加强军事操练，希望能够挽救朝廷出困局。但结果却是一败再败。
自此，朝廷彻底打消用绿营兵应对太平军的念头，重推曾国藩组建的湘军。
在组建湘军之前，曾国藩没有任何军事经验，朝廷给曾国藩的命令也是“帮办团练”，由全国各个地方组建地方武装力量，用汉人镇压汉人。但是，这样的民兵组织如何对付统一指挥、兵多将广的太平军呢？
曾国藩意识到，只有创办一支有足够规模的兵团才能与太平军对抗。
说干就干，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以办团练为名，把湖南地方上的小规模团练抽调到省城，发放军饷让他们脱离生产专注于打仗，将人力、物力和财力整合到一起，一支正规军正式组建起来，称为“湘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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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湘军遇到的第一道难题是，饷银和购买洋炮和制械的银子从何而来？
曾国藩开始思考筹资事宜，不乏一些非常手段：让富豪带头捐款，挨家挨户强征摊派；在长沙设置“审查局”，严打治安，获得资金；创建水师项目获得官家直接投资；在管辖地常态化收取过路费/过桥费，征收厘金；卖官卖文凭，向咸丰帝求了几千张清朝最高学历“监生”的文凭和虚衔官职的空白任命状，明码标价出售……就这样，曾国藩组建了一支人数高达1.7万、装备有几百门洋炮的湘军。
后来，厘金征收制度凭借着持久稳定的特点，推广至全国，成为湘军军费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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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的湘军VS太平军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派兵北上，威胁清廷。
曾国藩奉命组建水师，加强长江防务。湘军与太平军在湘潭等地交战，打响对抗太平军的第一仗，并取得初步胜利。
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率领水陆大军17000人，大小船舰240艘，从湖南出发，沿长江东下，目标直指太平天国控制区。
曾国藩的水陆大军在岳州遭遇太平军，尽管湘军在陆地上取得了胜利，但在水战中，由于太平军的水上作战经验丰富，而湘军水师刚刚成立、缺乏实战经验，导致湘军在岳州附近水域遭受重创。岳州失利后，曾国藩调整策略继续东进，却在靖港水战中被太平军偷袭，损失惨重。
面对岳州战事和靖港水战连续失败，曾国藩愤而投水自尽，幸而被幕僚所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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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七月，曾国藩重整水陆各军，出师攻陷岳州，攻克城陵矶；十月取武昌、汉阳；十二月攻陷田家镇，进围九江。
咸丰五年（1855年），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在于太平天国交战时遭受了严重损失，曾国藩本人也险些丧命。
起初，曾国藩计划通过攻取湖口切断太平军在长江上的补给线，进而孤立九江，这是太平天国在长江中游的重要据点。
但太平军方面采取巧妙战术，利用鄱阳湖复杂的水道和地形，设伏并引诱湘军水师进入狭窄水道，然后使用火攻，100余艘湘军战舰被太平军烧毁。
混战中，曾国藩乘坐的船也被太平军击中并点燃，曾国藩跳船得以逃生。
遭受重创之后，曾国藩没有放弃，在九江和湖口地区重新集结兵力，继续与太平军进行拉锯战，试图夺取失去的领土和影响力。
咸丰六年（1856年），太平军石达开率领大军进攻江西，意图消灭曾国藩的湘军主力，将曾国藩围困在南昌城中。
当时，曾国藩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势：外部有太平军的重重包围，内部缺乏粮草和援军，且曾国藩与当地官员之间的关系紧张，难以获取当地支持。
意料之外的是，太平天国内部发生了著名的内斗事件——天京事变，东王杨秀清欲逼迫天王洪秀全让位，内部矛盾激化。得知此事后，石达开从江西调兵返回天京，包围南昌的太平军力量骤减，曾国藩方才解困。
南昌事件为曾国藩提供了喘息之机，他得以重新组织力量。而太平军内部凝聚力严重受损，也成为其走向衰落的重要转折点。
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父亲去世，按照中国传统孝道，他理应回家守丧三年。考虑到曾国藩在前线对抗太平军，咸丰帝起初并未批准曾国藩对于终制的请求；后曾国藩再次请求，咸丰帝终允许他回家守丧。
曾国藩的离任对当时的战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湘军失去了直接领导人，太平军的威胁仍然存在。
咸丰八年（1858年），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反而在东南沿海地区扩张势力，尤其是福建和浙江一带，形势日益严峻。
鉴于东南沿海的紧急情况，咸丰帝下旨“借孝”起用曾国藩，任命他为浙江军务督办，负责协调和指挥浙江、福建地区的军事防御和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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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调动湘军及地方武装，向福建增派援军，与当地的清军配合，共同抵御太平军的进攻。最为著名的是三河镇之战，李续宾所部五千余精锐被围歼，湘军再次受到重创。
但整体来看，在曾国藩的此次带领下，湘军逐步稳固了浙江和福建的防线，有效遏制了太平军的进一步扩张，为后续的反攻奠定了基础。
咸丰九年（1859年），湘军与太平军围绕安庆展开激烈争夺。
年初，湘军形成了对安庆的包围圈，陆军逼近安庆城下，水师则封锁了长江水路，经过几次试探性的攻击，摸清了太平军的布防情况和防御能力。
曾国藩采取“结硬寨、打呆仗”的策略，在安庆城外建立坚固的营垒，形成环城防线，对安庆实施长期围困，并不急于强攻。湘军水陆两军同时行动，彻底切断了安庆与外界的联系，城内的太平军无法获得补给，陷入缺粮少弹的困境。
湘军逐渐占据优势。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多次试图从外部打破湘军对安庆的包围，试图派军救援安庆，但均被湘军击退。随着围困时间的延长，安庆城内太平军的粮食和弹药耗尽，士气低落，城防逐渐松懈。
与此同时，太平军在忠王李秀成的率领下，摧毁了湘军的江南大营，直扑两江总督何桂清的驻节之地常州。面对太平军的强大攻势，何桂清在幕僚的劝说下，放弃常州撤往上海，导致苏州、常州失陷。
清廷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命令曾国藩赶赴江苏，并加赏其兵部尚书衔，署两江总督，赋予其重振江南防务、阻止太平军进一步扩张的重任。
咸丰十一年（1861年），在长达两年的围困后，湘军终于攻陷安庆，切断了太平天国与上游地区的联系。安庆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在长江中游防御体系的崩溃，湘军自此掌握了长江中下游的控制权。
安庆陷落之后，湘军继续沿长江东进，步步紧逼天京。
同治元年（1862年），湘军与太平军在苏浙交界地带展开激烈交火，湘军依靠强大的火力和严密的阵型，对太平军造成了一定的压制。
随后的四十多天里，湘军持续占据上风，迫使太平军撤退。太平军在此次战役中损失惨重，不仅在人员伤亡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更重要的是，其在江南地区的防御体系被严重削弱。
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在曾国藩的指挥下，对天京实施了严密的围困，切断了太平天国的物资补给线，使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期间，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病逝，太平军的士气遭受了重大打击。
湘军突破城墙，与太平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成功攻破天京。
至此，太平天国运动正式终结。
曾国藩领导湘军从无到有，凭借着以静制动、自固为本的作战原则，终究是迎来了胜利。期间，他清晰认识到建立有战斗力的军队的重要性，并主动请缨；他多方筹谋，为湘军作战寻求强有力的经济保障；他善用人才，军事、战略、财政等方面识人用人；他重视军队建设，作战上因势利导，在一步步的摸索中总结规律，不断迭代与创新，文化上以孔孟之道的“杀身成仁，舍身取道”来激励大家，甚至还编写了爱民歌在军内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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