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在串场河畔 25

太阳照在串场河畔 25

            --当年那些事（二十五）

      娶妻生子，传宗接代。

      母亲过门，大姐大哥二姐相继出生。

一家其乐融融。

      乔家不是大富大贵。房子倒是别具一格，异于左邻右舍。

      祖父本身是木工，对木材尤擅算计，买得便宜适用的木材，建房倒不含糊。高高大大的驴头屋，四梁八柱，七路在上，站板到底，

      七路在上，即屋面上铺设七根桁条，在当时，算是比较考究和气派的。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改朝换代，必定对家庭带来影响。四十年代中后期，国民党在淮海、徐蚌等战场节节败退，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八路军推翻了国民党的政权，解放了大片的国统区。首先在盐城地区建立了红色政权。

      朝代更替，多种谣言四起。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堤高于岸，水必湍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一家饱暖千家怨。

      祖父母权衡再三，决定携家带口，背井离乡，一路南下。数月流徒，来到上海，此时举目无亲，政治流氓，各种帮派势力此消彼长，一家七口夹缝中求生，刀尖上过活，走投无路之下，重操旧业，临时决定，连夜赶工，制成小木船一艘，一家七口继续往江西方向逃难。后经人再三劝阻，方在上海落脚。

      十里洋场，灯红酒绿，有钱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穷不怕，人生几十节子过到老。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在一起，就是火焰山也得过。

      大姐年纪虽小，特懂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起早贪黑，菜场拾莱皮，煤场捡煤渣。以补无米之炊。

      放学之余，亦常协助母亲剥蚕豆皮，拆旧毛线。这些都是揽来的活。负责领送，每斤得些极少的薪酬。

      一岁年纪一岁事。长兄小大姐两岁，又是男孩，生在封闭落后的乡村，很少有小伙伴在一起玩，每日里见到的，不是鱼塘，杨柳树，就是庄稼，鱼虾。没有学上，没有书读如路边的小草，无人问津，自生自长。除了吃饭，就是睡觉，可说是个没有见识的小顽童。初来上海，一切都感到新鲜，好奇。站在马路边上看人家小孩玩拍皮球，打香烟牌子，跳房，跳皮筋等。语言又不通，只能看人家玩，一看就是半天。

      那时的上海，没有太多的高楼大厦，棚户区简易房，保温极差，冬天里，寒风一吼，奇寒刺骨。

      掌灯时分，一家人围桌而坐，忙碌了一天，正准备吃晚饭，刚端起碗来，大姐发现弟弟不见了。一家人慌了神，全家老小一齐出动，走街串巷，一条马路一条马路的找，大弄堂，小弄堂一个也不放过。过了晚饭时间，在弄堂里的一亇转弯处找到了他。

      原来，他在看人家拍皮球，皮球一跳老高，然后下地，还在不停到跳，他哪天见过此玩艺，看得呆了，琢磨不出球会跳的道理。

      省吃俭用，靠手艺赚钱。安定下来后，祖父母掌舵。二次创业，在上海闸北区的一条小路上，自建两间两层小楼。面积不大，起初一家七口，后来我和弟弟相继出生，一家九口人。挤在一间小楼里，另一间出租，得些租金，贴补家用，偿还债务。

      大姐、大哥和二姐都还上学。再穷不能穷孩子，不能穷读书。这是祖父的话。人口多，地方小。我记事时，就随祖父母睡觉。祖父白天生活苦，有吃夜宵的习惯。所谓夜宵，也就是开水泡馓子，煮黄烧饼等。总会留一点给我。九口人吃饭，分两个桌子，一大一小。祖母、母亲和两个姐姐在小桌子，我们在大桌子。我和弟弟人小，吃饭够不着。父亲特地做了兩张高凳子，弟弟的最高，我稍矮些。后来这两长凳子伴随我们成长多年，直到五八年，除了父亲，一家八口，又举家还乡。

      我的童年是在幸福安定中度过的。有祖父母，父母亲的娇惯与关怀，衣食无忧，小小年纪，记得已有两件绒线衫和马夹，十岁之前头上留有小辫子，上学的时候已知道小男生留辫子，怪不好意思，越是这样，早上起来，梳理的时候，姐姐还要为我扎上红头绳。

      可能是受父母的影响，姐姐哥哥对我和弟弟都很好。有时赚到辛苦钱，总记得为我买碗馄饨。

      学校离家不远，靠近苏州河边。学校是租借人家的，我们小学生都是上半天课。伴随我一生的是在上海学到了汉语拼音，至今不忘。我的第一位老师，名戴文艳，那时，可能二十出头吧，既美丽又文静，对我特好，教室里上课，来回走动时，到得我这儿，常驻足停留，看我的作业，看我写字，还摸摸我的头。

      五八年一别，我再也未见过她。只知道她家在恒丰路桥南左手转弯，往西海电影院方向。年代久远。愿她健康长寿！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