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子：雅安地震，很多企事业单位与个人都捐了款，这是事实，但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有多少人是因为同情灾民而去捐款的呢？如今大家都哀叹人情冷漠，为什么一发生灾难大家立刻变得高尚起来了？
先生：万科并没有怎么高尚，上次汶川地震，王石认为捐出200万是合适的，这被网友狠批了一顿，因为在人们印象中，万科是很赚钱的房地产公司，只捐区区200万，太少了，卖凉茶的加多宝还捐了一个亿呢！
童子：王石的理由是，企业的捐赠不能成为负担。
先生：到底捐多少才成为企业的负担，企业自己心里最清楚。民众只是凭企业的名气与规模来推断它们应该捐多少，这种推断不一定准确，因为有名气的大企业不一定一直赚钱。
童子：不过，万科并没有成为企业的标杆，本次雅安地震，很多企业依然捐了不少钱。这里有个有趣的现象，现在不少企业的产品质量令人担忧，特别是食品安全让人心惊肉跳，可是，这些无视消费者利益的企业到了地震时候却捐出不少钱，似乎他们很有同情心，如果他们真有同情心，为什么经常坑害消费者呢？
先生：所以有些企业捐款首先还是为了自己，捐款是一种政治行为，而非慈善行为。大部分企业都受地方政府的管辖，如果企业不捐款，地方政府就没面子，无法向上级政府交代。企业让政府难堪，政府当然有理由让企业日子不好过。所以企业打肿脸也要充胖子，虽然捐款让企业少了不少钱，但只是一次性损失而已，如果得罪了政府，会一直被折磨，那样的损失就大多了。
童子：有些企业捐款也不单纯是怕政府，也有营销的成分，企业捐款之后到处宣传自己捐了多少钱，以提高自己企业的美誉度。老百姓特喜欢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先生：企业捐款而少了钱，总希望通过营销把钱再赚回来，这个可以理解。
童子：但是总有些企业不怎么捐钱，不去讨好政府，不搞慈善营销。
先生：企业有大有小，小企业捐少一点，政府也不介意，压榨小企业没什么好处。有些大企业不怎么捐钱，是因为政府太过依靠它，它能制约政府。
童子：那些捐钱的企业，似乎并不在意自己的钱会不会被某些无良官员贪污掉。
先生：把钱捐掉，政治任务已经完成，对地方政府有了交代，事件营销也已完成，至于捐出的钱到底怎么花，不是企业所能控制的。
童子：企业要想把所捐的钱花在刀刃上，可以去灾区实地勘察，如此可以帮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先生：这样成本太高了，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不是以慈善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要想把企业的捐款用到实处，必须发展非政府组织，垄断慈善的红十字会根本没有自我完善的动力，所以这些年中国的慈善事业也一直没有进步。
童子：发展高效透明的慈善组织当然很有必要。可是如果我们的体制不再是威权体制，政府成了纯粹的服务机构，不再有权力给企业穿小鞋，还有那么多企业愿意捐款吗？现在不少企业只看到利益，无情地坑害消费者，在政府不给压力的情况下，企业会主动给灾民捐款吗？
先生：政府不能强制企业捐款，但可以采取措施鼓励企业捐款，比如慈善捐赠能够享受税收优惠。在服务型政府的社会中，企业最怕的不是政府，而是民众，所以企业会更加重视事件营销，尽可能多捐钱来显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以赢得消费者的好感。当然，企业也不是完全不看政府的脸色，因为政府可以颁布各种优惠政策让企业受益，为了成为这些政策的受益者，企业不得不多多捐款以赢得政府的好感，此时的政府虽然不能明目张胆地为难企业，但可以让不听话的企业得不到好处。
童子：还有一点，在政府不强势的情况下，从事慈善事业的非政府组织能够赢得民众的广泛信任，所以那时捐钱的企业与个人会更多，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捐款可以到达灾民的手中。不过，无论如何，都可能存在如王石一样的企业家，甚至比王石更没有社会责任感，他们考虑的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不希望慈善成为企业的负担，在政府不给压力的情况下，他们捐的钱可能更少。
先生：我们不奢望每个企业家都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美国的企业家并不是都像比尔·盖茨一样裸捐。不过，也不能说，企业家愿意捐多少是他们的自由，如果一个社会中，大部分企业家的捐赠都带着功利的目的（没有功利的好处就不捐赠），不是营销就是讨好政府，不是讨好消费者就是税收优惠，那这个社会肯定是不正常的。在灾民们迫切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竟然不是去帮助，而是想着帮助了会有什么好处，这说明我们已经丧失了基本的同情心，没有同情心的国度是没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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