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十月革命系列的第一篇，全文共三篇，明后两天将继续更新完毕。如果喜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智启学社。）

1917年11月7日，百年前的今天。

阿芙尔号的一声炮响，革命的火焰照耀四方。

于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国家，从马克思主义的设想中诞生，从枭雄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中诞生，以一种无可比拟的力量，扫荡了一切旧秩序。

从此，20世纪人类的走向，被彻底改写。整个世界都进入了，风起云涌的新纪元。

而我们，能从百年前的今天，看到哪些波澜壮阔与风云变幻？

（谨以此文，纪念我们已经过去并被忘却的十月革命；还有那个独一无二的，伟大的俄国十月）

列宁在1917年，曾经这样描述政治，“政治运动从来不是涅瓦大街干净整洁的人行道……它全然是在旷野上穿行，时而尘土飞扬，时而泥泞不堪，时而经过沼泽，时而穿过密林，谁若是害怕沾上尘土和弄脏靴子，那他就不要从事社会活动。”（摘自《《列宁选集》第4卷）

这句话简直是对十月革命的胜利预言：列宁在诸多非议与阻挠中打败对手；而他的对手：沙皇和临时政府，却在一片大好的形势中被击败。

究其原因，我们只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他的意志与智慧，是如何在动荡的历史舞台上，向我们诠释着真正的“伟大”。

革命的前夜

一切故事的开始，都要从头说起。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最杰出的首相、著名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索尔仁琴科最为推崇的英雄，同时也是当代俄罗斯总统普京最钦佩的俄国政治家斯托雷平，在遇刺前不久，曾以无比清醒的政治远见，慎重警告自己的主君：“对于当前的王朝政治来说，大国间的战争会是无法承受的负担，必将引发难以挽回的灾难，愿陛下慎重对待那些好战的冲动愚言。”只可惜，俄国的沙皇忽视了这位大政治家的明锐洞见，逐渐沉溺在遍布俄国朝野的好战呼声中。

▲尼古拉二世。他不顾斯托雷平的劝告，参与大战，直接导致了俄国陷入革命的动荡。

战争的后果很快危及沙皇的统治。从1915年开始，随着大量农民和城市工人参军入伍，俄国开始出现粮食和工业危机。1916年12月，彼得格勒只能得到计划供应粮食的14%，而地主、富农和商人却掌握着大量生活必需品，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粮食往往从商店消失，却又在黑市上以高价出售。1916年夏，彼得格勒粮食价格比战前提高1.5倍～3倍，肉和糖尤其昂贵。后方民众面临着严重的饥荒危险。而工业上的危机则更加严重，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在1916年末只能领到所需燃料的1/2，考虑到俄国可怕的寒冬，这种短缺无疑是致命的。于是，不可避免的，骚乱开始出现，危险开始蔓延。就像历史上所有革命的前夜一样。

而前线的情况根本不容乐观：俄军在五万平方公里的战线上节节败退。在华沙，俄军惨败，大量土地沦陷。这不仅让沙皇政府威信扫地，还让大量难民回到了本就吃紧的大后方。这对于本就危机四伏的后方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果不其然，很快，这些难民和后方广大民众联合起来，开始进行抗议活动，并且很快，局势开始失控。对于战争引发的政治灾难，沙皇政府最后一任内务大臣普罗托波波夫，在1917年的临时政府特别调查委员会上这样写道：“城市在挨饿，商业受到窒息，物价飞涨，引发了抢劫……没有人能够整顿秩序……当局在民众心中已不再是活力和光明的源泉，它已经被愚蠢所左右。”

面对这种情形，1917年1月1日，俄罗斯帝国杜马主席罗将柯，在新年招待会上表达了对政治形势的忧虑，他声称：“国内局势从未如此危险和紧急，全国范围内的情绪发展很可能随时失控……我预感到可怕的事件将要发生，俄罗斯人民的心灵正在遭受煎熬，他们正在疏远自己的沙皇。”（摘自罗将柯回忆录《The Reign of Rasputin: an Empire's Collapse》）面对全国不断滋长的不满情绪，沙皇的代理总参谋长古尔科将军对自己的主君提醒到：“陛下，您在有意为您自己准备绞刑架，那些乌合之众是不会讲礼貌的。”

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恶化，俄国人民的生活已经无以为继，而从前线传来的败报和难民让民众看不到任何希望。所有的矛头全部指向了沙皇政府。

1917年3月8日，这一天是国际妇女节。首都维堡区的纺织女工们打算用罢工来纪念这个属于她们自己的日子，她们派出各个代表到各个工厂聚居区争取支持（参见《Иоффе Г.З. 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这种被当局忽略的正常串联最终形成了一股不可遏制的洪流。而这，正是震惊世界的二月革命。

当天下午，工人从维保区涌入市中心，高喊“我要面包”的口号，打砸商店的玻璃，阻止电车的通行，根据不同的说法，人数大约在7.8到12.8万之间，负责维持秩序的哈巴罗夫将军害怕成为替罪羊，在得到沙皇明确下令之前，迟迟不敢下令镇压。9日，这个数字扩大到20万以上，到了10日，全市的工厂全部停工，示威工人扩充到30万以上，一些工厂甚至成立了战斗队，其他政府统治的支柱阶层如教师和公务员也开始参与，整个涅瓦大街都挤满了人。对此，孟什维克革命家苏汉诺夫在《革命札记》中写道，“新的局势已经完全不同以往，我确信我们正在经历革命，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10日晚上，沙皇下令镇压，在军队的介入下，动荡得以暂时被遏制，但到了12日，彼得格勒沃伦团教导队士兵因同情示威者而发动兵变，并很快占领了彼得格勒要塞。革命很快失控，当天晚上，加入叛乱的士兵就超过6万人，哈巴罗夫将军在给大本营的电报中这样写道：“请允许我向皇帝陛下报告：军队已经无法执行恢复秩序的命令，因为士兵不但拒绝履行职责，还与叛乱者结为一伙，忠诚的部队已经所剩不多，”13日，叛军数量超过了12万。

面对真正的危局，庄严宝相的沙皇尼古拉迅速陷入孤立和绝望之中。12日晚上9点，待在首都的皇后亚历山德拉，在给沙皇的电报中哀叹，“不再有马车，不再有汽车，末日审判正在进行”；当天11点，沙皇收到了大臣会议集体辞职的电报；13日凌晨，21名国务会议成员联名致电沙皇，称“政府现已威信扫地”；当天，沙皇堂兄指挥的近卫军宣布倒戈；到了14日晚上22点，俄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阿列谢耶夫将军致电沙皇，要求后者放弃权力，并“授权国家杜马组阁”；15日10点，为了迫使沙皇退位，阿列谢耶夫再次致电各军将领，命令军队束手旁观，并恳请沙皇退位。

在这种情况下，沙皇被迫颁布诏书，让位给自己弟弟米哈伊尔亲王。据宫廷警卫队长沃伊科夫证实，当逼宫的军人们离开之后，俄国皇帝眼里含着不甘的泪水，而沙皇也在15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我的周围，到处都是背叛、欺骗和胆怯”。至此，俄国的沙皇统治终结了，二月革命完成了它的使命。而十月革命的种子，也从此开始，生根发芽。

制度的崩溃

沙皇制度在暴民的浪潮中被打败，但是新的权威却没有建立。原本无比强大的沙皇专制，一旦被消灭，将不可避免的出现极大的危机。

当临时政府打算让米哈伊尔继承皇帝位，以实现国家平稳过渡时，遭到了变乱军队和民众的猛烈反对。3月2日，临时政府杜马（议会）发言人米留可夫在塔夫利达宫宣布皇位由米哈伊尔继承时，遭到民众的猛烈反对，随后彼得格勒的后备军代表团表示“如果米留可夫坚持己见的话，那么军官的生命在任何一个团都得不到保证”；当杜马议员古契柯夫带着诏书向彼得格勒的铁路工人宣布新皇帝时，工人们则关上了大门，试图杀死他。

这充分说明了问题：一个没有任何威信，任由在民众的浪潮中随波逐流的政府，它在民众中的权威可想而知。俄国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能够让民众信服的东西。就像民主立宪党领袖米留可夫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沙皇作为能够让民众服从的权威，那么这个政府甚至无法维持到立宪会议召开，它会是一艘随风逐流的帆船，很快将被淹没在人民骚乱的海洋中。”

而更要命的是，当对沙皇忠诚的观念消失后，临时政府并没有及时树立契合社会稳定发展的新观念。

3月14日，著名的《一号文件》出台。这份文件开启了俄国的民主化，但是，由于临时政府那可怜的权威，它只是消灭了军队与民众的纪律。从此，俄国军队与社会，迅速崩溃。

而军队与民众失去了秩序，他们便不可能再聚焦武装力量保护临时政府，只能陷入内斗的混乱之中。而他们最后，都将为另一位革命家所吸引，相信他会建立权威和秩序，引导社会走向稳定。

尽管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认为，自由意味着畅所欲言，民主意味着投票选举，但他们的认知，与大众对自由的感观完全不同。据革命亲历者、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俄罗斯大作家蒲宁（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Бу́нин）的回忆，一位家乡的农民在沙皇崩溃之后对他说，“老爷，别看我是这样温顺的人，但只要给我自由，我就会第一个成为强盗。我要喝酒，我要杀人。”如同俄国的革命家别林斯基所言，“在人民看来，自由就是无拘无束，我想如果俄国人民挣脱了枷锁，他们并不会走进议会，而会去小酒馆喝酒、砸玻璃并把富人吊死。”

同样，据《苏联历史档案》，在1917年的春天，俄国再也不存在谁服从谁的问题，俄国首都最流行的话就是“现在自由了，想干啥就干啥。”“政府所有的指示都无人执行，彼得格勒士兵和工人代表苏维埃也不断丧失微信，民众不再听从任何人的指令。”

在引发旧政权瓦解的政治难题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缺乏权威、实力和道义的俄国政府不可能维持秩序，也无法生存，这并不会因为这个政权是否民主或者自由而有所改变，那些真正具有洞察力的政治家必然能理解这一点。

因此，当所有的俄罗斯政治领袖们都在致力于构建民主俄罗斯的时候，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尽管身在国外，却已经意识到那不可逆料的未来。

（下期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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