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政权的覆灭

       弘光政权成立后，以马士英为首辅主内政，以史可法为督师大学士节制江北四镇，只是史可法在拥立过程中站错了队已经失去朱由崧的信任，而四镇总兵挟定策之功愈发骄横，所以史可法名义是督师，实际上除了被其人格感化了的高杰外，其他三镇根本就不听他指挥。史可法到任之后对北采用的方针是“借虏平寇”，甲申年的十二月，弘光政权派出了一个使团到北京同满清政府洽谈此事，但遭到了满清政府的断然拒绝，连使臣都被扣押。这种情形下史可法依然没有放弃，1645年的元月清豫亲王多铎从河南孟津准备西渡黄河进攻大顺军把守的潼关，此时史可法也率高杰部北上河南，希望和清军共同消灭大顺军在河南的余部，以达到与清军和议的目的。他的计划很快落空，在进军睢州时高杰被早已和清军暗通款曲的守将许定国诱杀，全军失去了主帅，顿时群龙无首，方寸大乱，虽然史可法竭力安抚没有酿成大规模的兵变，但全军这时候已经人心涣散，再也无力进取了，史可法只得向南退保扬州。

       这个时候弘光政权内部又发生了一起重大变故，1645年的三月，李自成在清英亲王阿济格的追击下由陕西南撤到了湖北，盘踞在武昌的左良玉在和李自成初战失利后，自忖敌不过大顺军，害怕其锋芒，便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向南京进发，实则是想抢占江南富庶之地作为地盘以立足。虽然左良玉在行至九江时便病死，但他的部将们拥立其子左梦庚作为统帅继续沿江东进，弘光政权被迫调集防守江北的黄得功部西进来抵挡左军，这大大削弱了江北的防御力量，给了清军可乘之机。

       在陕西击败李自成后，清摄政王多尔衮立即开始部署对弘光政权用兵，从1645年四月五日开始，清军分三路陆续南下，中路军由豫亲王多铎率领由河南商丘出发，弘光政权在江北的军事力量纷纷土崩瓦解，四镇中的刘良佐和高杰旧部先后投降，清军仅仅用了十几天便进抵扬州城下。孤守扬州的史可法在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情况下坚守了十余天，清军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后攻陷了扬州，被俘虏的史可法严词拒绝了满清的各种诱降，最后英勇就义。进城后的清军对扬州军民展开了残酷的大屠杀，八十余万人死于屠刀之下，大屠杀的幸存者王秀楚的一本《扬州十日记》为我们清楚的记载下了这场血腥，至今读起来仍然令人不寒而栗。

       清军攻下扬州后，继续向南推进，很快击败了弘光政权的郑鸿逵部水师，于五月九日渡过长江占领了镇江，弘光政权内部顿时惊慌谁错，朱由崧和马士英在没有知会大臣的情况下先后仓皇出逃，南京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五月十五日清军兵临南京城下，当时尚在南京的赵之龙、钱谦益、徐久爵、王铎等三十余名达官显贵开城投降，南京宣告陷落。

       同时，清固山额真准塔率领的东路军由山东南下，五月十八日攻下徐州，沿途各州县纷纷倒戈投降，于二十八日抵达淮安，驻守在这里的刘泽清早已逃至海上，其部将柏永馥投降，刘泽清也于六月二十四日自行赴淮安向清军投诚。

       西线的阿济格在击败李自成后也引兵东顾，这个时候左梦庚已在芜湖地区被黄得功阻据而停滞不前，见清军追至便不战而降。从南京出逃的朱由崧这个时候辗转来到了黄得功军中，黄得功欲与清军一战，只是他的部下田雄、马得功等在清军重压和新投降清军的刘良佐诱降下，临阵倒戈，射伤了黄得功，黄灰心自刎，二人便压着朱由崧向清军投降，弘光政权宣告覆亡。

       马士英挟持朱由崧的母亲邹太后逃到了杭州，得知福王被俘后，拥立了以前被东林党人称之为“贤”的潞王朱常淓为监国，只是这个政权也只维持了短短的十余天。六月十四日清军进军杭州，当手下的将士们还在涌金门奋力杀敌时，“贤明”的潞王却已经派人犒赏清军，开城投敌，全无气节可言。

        潞王投降后和之前被俘的福王一样被押送到北京，他在北京向顺治皇帝上了一道表，高度赞扬了清军击溃大顺农民军、为崇祯皇帝报仇雪恨的“大功”，同时表达了对清王朝的“赤胆忠心”，可惜他的摇尾乞怜并没有获得满清统治者的同情，他依然和福王及其它三十余名前明宗室一道被斩首。无论是亲还是贤，其实都是寄生虫，并非能领导国家走向中兴的雄主。

        弘光政权成立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便覆灭了，其实在它成立后的甲申年下半年和1645年的上半年，清军都在忙于同大顺政权作战，河南、山东等黄河中下游地区兵力薄弱，弘光政权有充足的时间来控制这些地区，以建立起一个军事缓冲地带，但是弘光政权的统治者们只是忙着争权夺利、醉生梦死，浑然没有一点进取之心，甚至连巩固南京周边地区的防御设施的措施都没有，坐等清军击败大顺农民军再来收拾自己。

       清军从四月份开始进军将来至六月份潞王在杭州降敌，先后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弘光政权的五大藩镇几十万人马基本上都是不战而降，可谓是“二十万人齐卸甲，更无一个是男儿”，然而，往后的历史说明这些军队不是没有战斗力，他们在以后清朝的统一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五大藩镇中的许多将领，如金声桓、李成栋、左梦庚、田雄、马得功、李本深、李国英、徐勇等人都在清初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却在清军攻击下望风而降，这说明及弘光政权上层统治者们的腐化堕落已经让中下层军官们心灰意冷，他们不愿意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去护卫一个毫无生气的没落王朝。

        弘光政权的覆灭充分说明二百余年的奢靡生活已经将朱氏家族腐朽到了骨髓里，他们家族已经无力再带领这个国家走出危难了，就像一座房屋，当它梁柱都已经腐烂了时，再怎么装裱也改变不了它垮塌的命运，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拆了它再重新建造一座。但是，我们依然要赞扬慷慨就义的史可法及后来终老山林、临死不肯仕清的明末诸生们，批判那些望风而降的藩镇将领们，国家覆亡之际受难最多的不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而是广大的普通老百姓，即便是新生政权可能会有醒悟而实施仁政的一天，可这不是指望新的统治者大发慈悲，而是需要广大人民通过自身的实力来争取，只有让新生政权认识到你若不以仁政待我，你便无力在此土立足，这样仁政才会到来。旧政权的官吏们尤其是军事将领，一衣一食都来自于百姓，在新政权承诺善待百姓之前，他们有义务尽到守土之责，以减轻改朝换代之际百姓的乱离之苦；相反，一味的屈膝投降只会加大征服者的骄纵之气，于人于己都未必是好事，前明许多将领投降后又受不了剃发之辱而又复叛就是明证。史可法及明末诸生们行为的出发点仅是封建忠君思想，他们也没能够挽救危局，那只是限于时代和能力的局限，就像一翁浅水不能载起巨舟，他们的气节依旧在激励着后人。明末诸生中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等日后痛定思痛，成为了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们提出的“天下兴亡不在一姓兴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理论给了当时沉闷的政治空气照进了一丝曙光，可谓惨痛之后的巨大收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