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ZGD部分成员问之二
文/钱宏
钱 宏：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复旦大学访问学者
致公党员：我们已经感受到院长几十年如一日的共生大愿和念力，也决心像院长一样身体力行，我们致公党还准备选编一本《全球共生箴言录》，那么，我们领悟共生思想智慧，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吗？
钱宏：“领悟”这个词用得非常到位。领悟共生智慧，需要禅宗的“空杯”意识。现在的人太聪明，脑子里装了太多的东西，都觉得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我们现在讲产能过剩，资本过剩，我发现，聪明人过剩，才是问题所在，这都是“套利思维”惹的祸，这是一个聪明人过剩，傻子不够用的时代。这些年，我经常遇到一些人，刚一听到共生就说，别幼稚了，共生，怎么可能？太理想主义了，比共产还理想化了吧？或者说，不对啊，“相生”，还有“相克”呢，怎么会都是共生呢？还有一些人，接触到共生两个字，就能跟我大讲共生，俨然早已经是研究共生的权威！我觉得有这样几种情况是要时时提醒自己的:
第一，是避免望文生义，望文生义容易让自己一不小心就陷入“自己跟自己抬杠”，比如当共生学人劝诫自恃强悍能说会道的人们，赶紧改弦更张时，总会有人反问：“有人就是不要共生，你怎么办？”我们的回答是：不怎么办！共生，基于相信每个人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灵动性与外平衡能力，不能偷懒，没有特权。共生，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对于铁了心要寻短见找死的人来说，共生智慧也是无奈，自有世间法正之，极端方式即等着革命突然爆发，或是同归于尽，或是向死而生，可幸存下来的人，还得自觉守住共生约定来生活。否则，人类的结局不会比恐龙好！
第二，是避免思维方式的路径依赖，我们说“超越左右思维”“超越东西方思维”“超越蓝绿思维”，用“敌或我”“左或右”“东方或西方”“蓝或绿”“青或红”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既简单方便，也容易让自己陷入僵局。比如我有一位美籍华人朋友发誓要写一本超越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经济学著作，开始对共生特别感兴趣，说了许多心得体会，分别一年后到北京探亲要特别请我吃最好的牛排，告诉我他把《社会生態通论》进行了修订，并说他能写出《通论》得益于他南开大学的经济学功底，但让我吃惊的是，最后他突然对我说：“你老兄就别再搞共生了，农民就不允许杂草与农作物共生！”呵呵，什么叫“农作物”，什么叫“杂草”？《玻璃光杂志》2010年8月号刊载了一篇著名周妙妃的精采文章《杂草恩仇录》，作者以幽默的口吻叙述他先生从将杂草视为敌人到变成亲密盟友的过程，并列出杂草的十一项优点，这篇文章表达的观点将成为有机农耕的必读物。比如，有人据此实验“让杂草跟玉米田共生”，果然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这背后的逻辑讲的就是生态学“保持生物多样性”实现的共生效应，这位朋友做生態研究的，竟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所以，我们学习共生智慧，要避免“让自己陷入僵局”的思维方式。共生是一种融“竞争”为激励、变“垃圾”为宝贝、化“腐朽”为神奇的智慧，正所谓“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燕麦从农夫眼里的“杂草”，变成比小麦还要“宝贝”的故事，体现的正是“心悟转法华”这一共生智慧！共生智慧是一种永远追寻可能世界的哲学，无论雄关漫道，总会柳暗花明！
第三，是避免政治立场的利益羁绊，如果说路径依赖容易使自己陷入僵局，那么利益羁绊则更会让自己堕入绝境。我这里讲的政治，其涵义是指“重大利益（资源）的权威分配方式”。讲分配方式首先涉及的是分配对象与分配机制。包括官民、强弱、新老、城乡、社际、国际、代际诸般共生关系的处理。比如徐匡迪先生在“机械与运载工程科技2035发展战略国际高端论坛”上揭示“行政审批和审批制度下，颠覆性技术难以实现”的情况，就属于堕入绝境的“代际非共生关系”之一例。一如佛陀觉“缘起”而起“关爱众生”的慈悲心，基督之倡“四海之内皆兄弟”而践行“爱仇人”“爱最小最弱的兄弟”的告诫，共生哲学发现，没有“敌人”，只有“病人”。所以，共生智慧要求全体官民（代表强弱）遵循“共生权利”（简称共生权）底线，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而不要陷入，自己邪恶，也让别人邪恶（live and let live,not do evil and let evil），不仅你我“自己人”要生，他者（她它祂）也要生。谋求自己幸福，也必须让他者幸福（happiness and let happiness），自己的幸福，融通在他者幸福之中。要强者（官）知进退，弱者（民）谙厚德，天下相安，如果强者不知进退，就休怪弱者不谙厚德，天下大乱，乱的结果，永远是强者满招损，弱者更遭殃。从社会关系上说，同处一片蓝天下，官生，民生，恊和生，是谓共生。
第四，共生的前提是自己保有个性，也尊重保护别人的个性，所以共生不是要“求同存异”，恰恰相反要“存同求异”，如孔子所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从保护生物生態多样性，到保护文化多元性，无论是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无论是处理内部关系，还是处理外部关系，都要永远遵循伯阳父的八字箴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从上述三条，我们不难发现，是否能“存同求异”？事关有没有共生智慧的检验标准。
第五，共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共享主义、共赢主义、共荣主义、共乐主义（Convivialism）都有一个“共”字，但区别在于侧重“共什么”？“以什么方式共”？共生，共的是“过程”，生的过程，生生不息的自组织与外平衡的过程，即无限展开的动态平衡过程，这是一种由内而外、存同求异，让生活丰富多彩、生机盎然的方式；而共产、共享、共赢、共荣、共乐，则共的是“结果”，结果永远是有限的，所以采用的方式多半是由外而内、求同存异，让世界单调乏味、整齐划一的方式。本来，共产主义、共享主义、共赢主义、共荣主义、共乐主义本质上都是共生，但是，由于“共的方式”颠倒了“过程”与“结果”的关系，而注定其再怎么“辉煌”也终归“死寂”。可以说，人类迄今为止所有共产主义或准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功与失败，都是手段工具方式的成功与失败，是偏离了共生价值目标，有其名无其实的成功与失败！（参看《关于共生主义理念的说明》，2007）。
第六，陈柏光主席说“全新的中华民族致公党将以全球共生的理念立dang，超越蓝绿思维为2300万台湾人民争取参与中国崛起的发展机遇，为2300万台湾人民争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中扮演关键角色，发挥关键影响力。”所以，我想再说说19大报告的核心内容，即第三部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基本方略”中，跟我们有关的第十三条“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第九条“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两条紧密相连的思想方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解决“超主权”“超地缘”问题拓展了思维空间。而如果把整个地球生灵特别是野生动物、植物及微生物这些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生灵运行考虑进来，我们就不是要突出“人类”及“以人为本”或“天人合一”，而是要“限制人类文明的足迹”。因而，必须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联系在一起来理解。
这里的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Human destiny community）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Harmonioussymbiosism between man and nature）思想的逻辑延伸和历史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和本质属性。而生態文明是这一历史逻辑与哲学本质的文明承载形態。
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物质变换”的思想，以及工商文明民族（主权）国家世界秩序条件下出现“双重断裂”的判断，因而需要实现“两大和解”即人与自然、人与本身和解的方略，到XJP“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意味着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先得超越现行民族（主权）国家世界秩序,实现“人与本身的和解”。
这是因为，今天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早已经意识到：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身土不二，全球共生”，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进程中，水气土地毒化、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生化灾难、核武扩散（泄漏）、跨国犯罪、荒漠化和包括公海远洋在内的“荒野危机”等全球非传统安全、人权、和平、共生问题层出不穷，对工商文明主权（民族）国家世界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峻挑战。
如果这六个方面的情况说的还不够全面，请参看《共生十愿》。
最后，我想做个广告，人民日报的《民生周刊》2018年第三期，刊登了我写的长文《“一带一路”与“全球共生人才计划”》。这是我们全球共生研究院的一个计划，部分内容已经在2017年4月12日出版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内参《经济要参》上已经用《将地缘政治的“全球化”寓于生態政治的“全球共生”——作镜鉴的“一带一路”与中美关系的实质》为题发表过，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也欢迎大家参与。
2018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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