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重写近代诸子春秋》是作者为掀起过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仍方兴未艾的“国学热”、“大师热”，并在很大程度上催生和参与了中国现代学术史的转型的《国学大师丛书》写的总序，作者重新反思近现代的中国学术，意在寻找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值得深思。
今天看到朋友转来《这些老师受够了，我要实名举报他们》、《关于不同意追认孔子正高级教师的批复》两篇文章，有所感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通过主持国家九五重点工程出版二十八卷本《国学大师丛书》（1991－1996），重写近代诸子春秋，普及了两个常识，一个“国学”、一个“大师”，1949年前大于28位这个数字的我所谓“国学大师”，成为国民不可争辩的被尊重的对象。
这些1949年前广为人名并心神往之，而1949年后至1980年代后期都不再被关注而尘封起来的“大师”们的名字、著作和事迹，也被各种媒体、企业、教学、研究机构反复翻炒“套利”了二十多年。
直到这期间特别是近年来这两个常识成为桂冠，随意戴在一些人头上而变味儿，我意识到，现实状况与我想要立学术范式的初衷和“复兴不等于复古”的理念，几乎完全背道而驰！
而从“李约瑟之谜”到“钱学森之问”越发显得无解！
我要办一所象先贤祠－索邦（Panthéon-Sorbonne）大学那样的大学——共生大学的终身愿望也遥遥无期……
今天，我很高兴地看到在这个“套利”思维无孔不入的时代，终于有了《这些老师受够了，我要实名举报他们》《关于不同意追认孔子正高级教师的批复》这样高水准的反讽文章，我彷佛又听到了一片，野草或许还有乔木的种子，在春泥中萌动的声音！
我关心时代主题，始终是：确立“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需要超越全民“套利性思维”，而这一新时代的到来，历史上有“开风气、立范式”的先贤榜样，可供当代人借鉴，而组织出版《国学大师丛书》，只是让当代人看到一个离我们时代最近的“先贤榜”而已。
而且，这已经是一幌过去28年的事情，一个事实存在，虽不是现在要做的事，但我28年前希望解决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钱宏2018年1月22日于复旦望道开关居
附一：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国学大师丛书》总序
钱 宏
摘要：近代西学东渐，一批中华学子会通和合中西文化，“赋新思于旧事”，重新建构和创造中国学术，终于出现了中国的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
第三代国学大师的成就，体现出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传承和创新的有机统一。即学术进步离不开本土文化基脉，但后起学子又只有直面现实，博学中西，创立新学，才能真正发展国学，给国学以新鲜的生命。
第三代国学大师的治学之路，应为今天的学人所仿效，我们有必要先“回到近现代”。
《国学大师丛书》在各方面的关怀和支持下，就要陆续与海内外读者见面了。
在丛书组编伊始（1990年冬）,便有不少朋友一再询问：为什么要组编这套丛书？该丛书的学术意义何在？按过去的理解，“国学”是一个很窄的概念，你们对它有何新解？“国学大师”又如何划分？
作为组织编辑者，这些问题无疑是必须回答的。当然，回答可以是不完备的，但应该是明确的。现谨在此聊备一说，以就其事，兼谢诸友。
一、一种阐述：诸子百家三代说
中华学术，博大精深；中华学子，向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著称于世。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出现过三个广开风气、大师群起的“诸子百家时代”。
第一个诸子百家时代，出现在先秦时期。那时，中华本土文化历经两千余年的演进；已渐趋成熟，老庄、孔孟、杨墨、孙韩、稷下……卓然颖出，共同为中华学术奠定了长足发展的基脉。此后的千余年间，汉儒乖癖、佛入中土、道教蘖生，中华学术于发展中渐显杂陈。宋明时期，程朱、陆王……排汉儒之乖、融佛道之粹、倡先秦之脉、兴义理心性之学，于是，诸子百家时代再现。降及近代，西学东渐，中华学术遭遇冲击，文化基脉遇空前挑战。然于险象环生之际，又一批中华学子，本其良知、素养，关注文化、世运，而攘臂前行，以其生命践信。正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康有为、章太炎、严复、梁启超、蔡元培、张元济、王国继、胡适、鲁迅、黄侃、陈寅格、钱穆、冯友兰……他们振民族之睿智，汲异域之精华，在文、史、哲领域筚路蓝缕，于会通和合中广立范式，重开新风而成绩斐然。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遂傲然世出！
《国学大师丛书》组编者基于此，意在整体地重现“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之盛况，为“第三代”中华学子作人传、立学案。丛书所选对象，皆为海内外公认的学术大师，他们对经、史、子、集博学宏通，但治学之法已有创新；他们的西学造诣令人仰止，但立术之本在我中华，从而广开现代风气之先。他们鲜明的学术个性、独具魅力的人品文章，皆为不同学科的宗师（既为“经”师，又为人师），但无疑地，他们的思想认识和学术理论又具有其时代的共性。以往有过一些对他们进行个案或专题研究的书籍面世，但从没有对他们及其业绩进行过集中的、整体的研究和整理，尤其未把他们作为一代学术宗师的群体（作为一个“大师群”）进行研究和整理。这批学术大师多已作古，其学术时代也成过去，但他们的成就惠及当今而远未过时。甚至，他们的一些学术思想，我们至今仍未达其深度，某些理论我们竟会觉得陌生。正如第一代、第二代“诸子百家”一样，他们已是中华学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研究他们，也就是研究中国文化本身。
对于“第三代诸子百家”及其学术成就的研究整理，我们恐怕还不能说已经充分展开。《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织编辑，是一种尝试。
二、一种观念：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
纵观历史，悉察中外，大凡学术的进步不能离开本土文化基脉。但每一代后起学子所面临的问题殊异，他们势必要或假古人以立言、或赋新思于旧事，以便建构出无愧于自己时代的学术。这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在每一代学子身上的最好体现。以上“三代”百家诸子，莫不如是。《国学大师丛书》所沿用之“国学”概念，亦当“赋新思于旧事”而涵注现时代之新义。
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颜（元）四杰继起，矫道统、斥宋儒，首倡“回到汉代”，以表其“实学实行实用之天下”的朴实学风。有清一代，学界逐始认“汉学”为地道之国学。以今言之，此仅限“国学”于方法论，即将国学一词限于文字释义（以训诂、考据释古文献之义）之范畴。
《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所谓国学就其内容而言，系指近代中学与西学接触后之中国学术，此其一；其次，既是中国学术便只限于中国学子所为；再次，既是中国学子所为之中国学术，其方式方法就不仅仅限于文字（考据）释义，义理（哲学）释义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综合起来，今之所谓国学，起码应拓宽为：近代中国学子用考据和义理之法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之学术。这些文献，按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划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为经学（即“六经”，实只五经）及文字训诂学；史部为史志及地理志；子部为诸子及兵、医、农、历算、技艺、小说以及佛、道典籍；集部为诗、文。由此视之，所谓“国学家”当是通才。而经史子集会通和合、造诣精深者，则可称为大师，即“国学大师”。
但是，以上所述仍嫌遗漏太多，而且与近现代学术文化史实不相吻合。国学，既是“与西学接触后的中国学术”，那么，其国学在内涵上就不可能、也不必限于纯之又纯的中国本土文化范围。尤其在学术思想、学术理论的建构方式上，第三代百家诸子中那些学贯中西的大师们，事实上都借用了西学，特别是逻辑分析和推理，以及与考据学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实证方法，还有实验方法、历史方法，乃至考古手段……。而这些学术巨子和合中西之目的，又多半是“赋新思于旧事”，旨在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创立新的学术范式。正是他们，完成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我们今天使用语言的方式、思维的方式……乃得之于斯！如果在我们的“国学观念”中，将他们及其学术业绩排除在外，那将是不可理喻的。
至此，《国学大师丛书》之“国学”概念，实指：近代以降中国学术的总称。“国学大师”乃“近现代中国有学问的大宗师”之意。因之，以训诂考据为特征的“汉学”固为国学，以探究义理心性为特征的“宋学”及兼擅汉宋者，亦为国学（前者如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黄侃，后者如陈寅格、马一浮、柳诒徽）；而以中学（包括经史子集）为依傍、以西学为镜鉴，旨在会通和合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者（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熊十力、冯友兰、钱穆等），当为更具时代特色之国学。我们生活在90年代，当取“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国学）的观念。
《国学大师丛书》由是得之，故其“作人传、立学案”之对象的选择标准便相对宽泛。凡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并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现代风气之先以及首创新型范式者皆在入选之列。所幸，此举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当今学界老前辈的同情和支持。
三、一个命题：历史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
中西文明大潮的冲撞与交融，在今天仍是巨大的历史课题。如今，我们这一代学人业已开始自己的学术历程。经过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规模空前的学术文化积累（其表征为：各类丛书大量问世，以及纷至沓来名目繁多的学术热点的出现），应当说，我们这代学人无论就学术视界、抑或就学术环境而言，都是前辈学子所无法企及的。但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功底尚远不足以承担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我们仍往往陷于眼花撩乱的被动选择和迫不及待的功利性学术研究之中难以自拔，而对自己真正的学术道路尚缺乏明确的认识和了悟。我们至今尚未创建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就。基于此，《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我们有必要先“回到近现代”——即回到首先亲历中西文化激剧冲撞而又做出了创造性反应的第三代百家诸子那里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困惑与浮躁，我们也该着实潜下心来，去重新了解和领悟这一代宗师的学术生涯、为学风范和人生心灵历程（大师们以其独特的理智灵感对自身际遇做出反应的阅历），全面评价和把握他们的学术成果并传承脉路。唯其贯通近代诸子，我们这代学人方能于曙色然微之中，认清中华学术的发展道路，了悟世界文化的大趋势，从而真正找到自己的学术位置。我们应当深信，历史是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的，90年代的学人必定会有自己的学术建树。
我们将在温情与敬意中汲取，从和合与扬弃中把握，于沉潜与深思中奋起，去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便是组织编辑《国学大师丛书》的出版宗旨。当我们这代学人站在前辈学术巨子们肩上的时候，便可望伸开双臂去拥抱那即将到来的中华学术新时代！
1991年11月2日于洪都开关居
附二：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一文的由来、影响与遗憾
钱 宏
今天，收到未谋过面的王伟民先生转来一篇周一良先生之子周启博先生纪念文章，不由感慨系之。
我非常敬佩周一良先生！
1991年5月的一天，我因组织策划《国学大师丛书》，在北京大学开论证会。我清楚地记得，张岱年先生作了简单的开场白后，是周一良先生第一个发言。他面带微笑地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他说：
“钱宏啊，‘国学’这个词，从我们的辞典里已经消失了很多很多年了，连我们这些搞历史的人都不大记得起来。”
他停了一下接着说：
“而且，按照我们过去的理解，国学，是一个很窄的概念，就是指‘小学’，也就是‘考据’。你现在要做《国学大学丛书》，我看你的计划，这个‘国学’已经突破了原来的定义，这并非不可以，‘国学’也可以赋予新的内涵，所以，我建议你要有一个新的界定，你说的‘国学’、‘国学大师’是指称什么？你得有一个说法比较好。”
周先生发完言还特地把他家里的电话写给我，表示欢迎我去他家作客。多么厚道可敬的先生啊，他显然是怕我在现场感到尴尬。我也一直想去他府上拜见他，可不巧的是，从91年到96年前后约好三次，都因出版社发生紧急事情而未能成行，这使我感到十分歉疚。
但周一良先生的发问，让我确实至今感念不已，没有他的问题，就不会激发我写出《重写近代诸子春秋》这篇小文！
一点说明：此文后与张岱年先生的总序一道，作为“国学”的必要说明，被丛书编委会接受收入《国学大师丛书》内。该丛书历时八年，共出版二十八卷，并获得国家图书奖的荣誉，但其中艰辛各种甜酸苦辣，体制性障碍，一言难尽。在此，我要再次感谢包括周一良先生在内丛书顾问、作者和江西省出版局的老领导的支持和帮助。另，当“国学”热起来，并有许多公司办学习班、培训班以“国学”相标榜后，有人不无遗憾地对我说：“你钱宏应该算新时期‘国学热’的始作俑者吧？怎么也没有人请你去讲讲国学啊！”我淡然地笑，我是比较早地提出这个概念，并做成了一件事，可能确实起了些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对把“国学”拿来“赚钱”，实在想都没有想过。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文只是为掀起过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仍方兴未艾的“国学热”、“大师热”，并在很大程度上催生和参与了中国现代学术史的转型的《国学大师丛书》写的总序之一。重新反思近现代的中国学术，意在寻找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引发深思。我在此文提到的“一种阐述：诸子百家三代说”、“一种观念：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一个命题：历史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三个论述，只是想指出：
第一，近代西学东渐，一批中华学子会通和合中西文化，“赋新思于旧事”，重新建构和创造中国学术，终于出现了中国的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
第二，第三代国学大师的成就，体现出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传承和创新的有机统一。即学术进步离不开本土文化基脉，但后起学子又只有直面现实，博学中西，创立新学，才能真正发展国学，给国学以新鲜的生命。
第三，第三代国学大师的治学之路，应为今天的学人所仿效，我们有必要先“回到近现代”。
但后来，我发现中国的“体制性问题”无处不在。我的目的并没有如期成为现实。做《国学大师丛书》的直接意义，只是为单位增加了一些GDP，获奖只是为领导政绩加了点分，8000元在人民大会堂搞新闻发布会只是给领导脸上增了一点点光（因上了新闻联播，还有社领导的镜头，此前许多出版社办这样的活动起码得花上4-5万，8千是他们的六分之一，因为我们社比较穷，达到这样的效果没人听了会相信，也检验了一下我个人的组织力），而我自己也因此而有幸和当时健在的“最后一批大人文学者”结缘。其实，当我这篇小文转载在著名的《新华文摘》并上封面（还被译成日语刊登在日本的《中国图书》杂志上）时，就有朋友问我：“你说‘历史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是真的这么认为，还是说说的？”我回答说：“不管怎么说，我们过去四十多年在人文建树方面乏善可陈几近空白，那是因为当政者不鼓励‘提高’和创新，只鼓励‘应用’和‘普及’（马列），如今新时期，马上新世纪了，该要以鼓励创新为主兼顾‘普及’（欧美），鼓励一下中国人‘书写历史’而不是总‘被历史书写’吧？”
2010年“两会”期间，复旦大学的张晖明教授来信问我：“两会正在进行中，除了经济工作安排外，社会、政治、文化有什么突破让人期待，最近炒作的很热的关于所谓教育去行政化的问题，我觉得似乎都在说空话。不知你有什么见解？”
我的回是：不管怎么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到，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在当下中国，可谓难能可贵，是一个伟大创举！去行政化的问题，势在必行，空不空只是暂时的事，只是这个暂时，要暂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
就象出版行业去行政化的问题，1998年12月我作为仅有的六位京外代表中唯一非局级领导的代表应邀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联合召开的由老中青三代出版人参加的“中国出版改革发展20周年座谈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有报道），在会上作一个40分钟的发言（因为前中宣部出版局局长许力以先生、伍杰先生和前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刘杲先生两位老前辈分别声明把自己15分钟发言时间都让给我），题目就叫《取消出版行业的行政级别，势在必行！》（该文后被摘要刊登在《中国新闻出版报》上）。我是从一个出版工作者的业务发展的角度提出问题，说的和现在讲教育去行政化管理几乎是同样的意思，即：理顺两个方面的关系，一个是健全出版行业内部管理体制，一个是中国出版业自主运行与宣传意识形态及政府行政管理的关系。否则,我们这个央央文化大国,不可能有世界一流的出版和一流的出版家。文化复兴，文化强国，就会停留在美丽的口号上。
我的发言当时赢利了全场掌声，包括主持会议的宋木文同志，署领导于友先、杨牧之同志都走过来和我握手。同时，散会后新华书店总店的同志（正局级）主动提出用车送我回宾馆时，笑着对我说：“你说的大家都同意，确实切中要害，但是你信不信，十年后中国出版行业的行政级别还没有取消。”
如今12年过去了，出版行业的行政级别还基本依旧如故，尽管形式上在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先生的果决推进，中国出版行业改制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但改制后的各地出版公司内部高层管理依旧是官本位。而且，中国的每一次所谓“改制”，事实上就是“砸一批人的饭碗”，让“一部分”有行政级别的人冠冕堂皇地和“欧美接轨”玩MBO“拿高薪”，因为第一，行政级别实际是“去”不掉的，不可能放开来“招”高管层；第二，资源垄断是加“保险”的，不加保险放开宪法第35条，再拿掉教材教辅（比如其利润的50%用作各地助学和发展学术专项基金），这些“改制”后的出版公司、出版集团及其“高管”们必定全都不但不可能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而只会加速度倒闭关门。所以，“出版改制”的用意是好的，如果后面玩真的企业化也不失为一种过渡，但如果“行政级别”仅仅这一个因素（显性或隐性）不变，就会有大麻烦等在那里。
但愿这次由国务院牵头制订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到，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能真正奏效，且由此引发连锁反应，取消中国一切非政府组织机构的行政级别。
作为体制内的人，张晖明教授也有一官半职，他“觉得似乎都在说空话”，自然不无道理。世上无难事，但中国尽是难事。
据说，这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是由温家宝总理亲自抓的，他召集相关部门领导和专家开过六次会议。值得一提的是，温总理每一次都强调在高等教育部分在大学校园里要把“提倡学术自由、独立思考”（大意）写进《规划纲要》，可惜讨论到最后，这一条还是没有通过。
中国只有一件事比较容易，那就是跟老大、老板分羹、分红、分桩。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每个时代总还有一部分在呐喊、在激流勇进。这让我想起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的父亲钱三同与鲁迅交往一段历史佳话：
钱玄同是章太炎的高足，学有本源，语多行话，振臂一呼，影响很大。1917年初，在北京高师国文部任教授的钱玄同开始给《新青年》杂志投稿，积极支持文学革命，参加国语研究会。因此，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通信、文章的作用非他人可比，并明确提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为文学革命对象，深得陈独秀、胡适等赏识。钱玄同在向《新青年》撰稿的同时，也在为该杂志寻求合适、优秀的撰稿人。于是经常到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劝说周氏兄弟为《新青年》撰稿。周作人很快就有稿子交来，而其兄周树人却迟迟没有动手。钱玄同做事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为能约到周家兄弟的稿子，不厌其烦经常拜访他们。他与周树人又都十分健谈，常常是下午四五点钟开聊，一直要聊到深夜十一二点方散，中间的晚饭也从未使他们的谈话中断。
一次，钱玄同又身着长衫，提着皮夹兴冲冲来到周树人的住处补树书屋。钱见周书桌上一叠叠抄写的古碑文，就问：“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答：“没有什么用处。”钱又追问：“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从这儿句对话不难看出，当时周树人处于报国无门、救民无法，心中苦闷的境地。钱玄同再一次建议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周树人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人死，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立刻争辩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句话切中要害，打动了周树人的心，使周走出隐默，终于动笔写了抨击吃人的旧礼教的白话文小说 《狂人日记》，发表在 《新青年》1918年4月刊号上，署名鲁迅。从此，周树人一发而不可收，小说、杂文等作品不断，在同旧世界的斗争中，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特别是他的“改造国民性”（劣根性）思想，得到各界人士认同，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民族魂”式的人物。钱玄同是鲁迅《狂人日记》的催生者，其意义远超过了文学革命。
今天，中国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教育、卫生保健、科学、技术、体育、公益性人道主义和人权、基金会、行会、协会、宗教、党派、学派、学科等在内的所有现行非政府组织机构的“去行政化”势在必行。现行非政府组织去行政化，就是其“取消行政级别”，取消“官阶一统、官本位”，使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各司其职、各得其所，有明确的管治边界。也就是使它们彼此更加纯粹，有清晰的权责范围，亦即该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提供公共产品（服务），该为本行、本业、本阶层、本阶级、本信众提供服务的提供更纯粹的服务。
只是这个必行之“势”，还有大势与小势：去行政化是大势，大势所趋，势在必行；官阶一统、官本位是小势，习惯势力，官本位守利趋利之势。从暂时看，小势可能盖过大势，长远看大势必克小势。家父曾有诗云：
改制之路同山路，曲折迂回总向前。
2011年11月2日于开关居
附三：
读《国学大师丛书》
文章来源：新浪微博牧野栩然7youran
作为历史专业的学生，如果说要我给刚进大学校门的学弟学妹们推荐一本好书的话，那我首推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国学大师丛书》一套给他们看，因为哪怕是读其中任一本任一位大师都会促使我们心海扬帆。这套丛书不仅让我们学习许多知识，更重要是她让我们懂得如何去耕耘我们的青春。书中所谈到的每一位国学大师他们的人生本身也是一本书，值得我们反复学习研读。
史学大家张岱年老先生为整套丛书执笔序文，张序中开篇就谈到“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短短一段精炼的文字概述了中华几千年学术思想史，犹如一条东方巨龙跃然纸上。
主编钱宏先生为丛书写前言《重写近代诸子春秋》。前言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一种阐述：诸子百家三代说”，意指中华博大精深之学术在历史上有过三次百家争鸣时代。一是春秋战国时期老庄、孔孟、杨墨、孙韩等卓然颖出，奠定了中华学术的基本脉络。二是宋明时期，程朱、陆王等兴义理心性之学，百家争鸣再现。三是清末民初西学东渐，泱泱中华遭受列强凌侵，在空前的民族危机之时，有一批志士仁人、英才俊杰殚精竭虑，探索救过救民之道，各自发愤图强，汲异域之精华，振民族之睿智，中华第三代诸子百家遂傲然出现。钱老先生站在新的高度用新的眼光去省视中国学术发展史；第二部分是“一种观念：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在这里钱老先生给读者回答了到底什么是国学，也告知着我们国学也随着社会发展在不断演进，所以说“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第三部分是“一个命题：历史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钱老先生这部分意在告诉我们这一代人只要抛开眼花缭乱的诱惑潜下心来，认清学术发展的脉络，了悟世界发展大趋势，我们这一代人一样能有学术建树，他也在鼓励着我们只要我们虚心学习专心研究，我们定能给发展第三代百家争鸣之风，开创中华学术的新时代。
这套丛书编入二十八位国学大师，概述他们的生平、思想、学术贡献等。编入的国学大师有胡适、陈寅恪、熊十力、马一浮、柳诒征、汤用彤、康有为、郭沫若、钱穆、顾颉刚、林语堂、章太炎、钱玄同、梁漱溟、欧阳竟无、罗振玉、梁启超、辜鸿铭、冯友兰、张元济、刘师培、王国维等。当然也有一些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贡献巨大的大 师并未收入其中，如陈垣、吕思勉等，他们默默地耕耘，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学术发展。话又说回来，丛书中编入的这些大学者也绝对是海内外公认的大师级人物，他们博学宏通经史子集，创新治学方法，西学造诣令人仰止。
人称“最后一个儒家”的国学大师梁漱溟总给人一股别样的气质。他继承父志，有父亲梁济一样的气概。梁济铮铮风骨从容不迫，已殉情正义结束自己的生命。梁漱溟曾追求道义，为道献身，两度自杀未遂。父子之间道义的崇尚，价值的去向如同一方印章留下的两个印迹。梁还有开创之风，当大家高谈论阔之时，他却潜心于乡土社会，在乡土社会中分析治国富民之路，《乡村建树理论》是最好的印证。另外，在众多学者还在不断推荐学习西方之术时，梁却开始批评西方文化了，他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又不断弘扬发展本土文化，力挺中国文化精神，他断言“不久的将来是中国的复兴”。当时人扬弃“儒学”，要打倒“孔家店”的时候，梁不趋之若鹜，却为儒家正义，这是一种胆识，一种气概……这是一种大师的风度。
“博学通才”郭沫若，人民评价他为我们现代著名的作家、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甲骨学家、革命家，还有政治家。像郭老这样享有这么多称号的大师是空前的，这位通才在中国的近现代社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从书中我们可以得知郭老不仅是一位文人，他还是革命家，在一九二七年他参加了南昌起义。郭老在文字学方面的研究也如火如荼，特别是在甲骨文方面的研究，他的甲骨文方面的著作有《卜辞通篡》《殷契粹编》、《甲骨文研究》等，另外他和甲骨学家胡厚宣主编一套《甲骨文合集》，这些成为研究甲骨文必看著作。郭老号鼎堂，与王观堂、董彦堂、罗雪堂合称为“甲骨四堂”。
“最贵的中国人”辜鸿铭是生在南洋长在西方，然而他的心却系着中华。从小勤奋好学的他，在其父亲辜紫云和义父布朗的影响下，精通汉、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西亚等九种语言。他获得十三个博士学位，对世界的了解超越以前许多华人。二十世纪初，西方有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他被圣维甘地称为“最贵的中国人”也不足为奇了。当大家不断虚吹西方之术的时候，辜鸿铭却昂首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给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精髓，他将《大学》（Higher Education）、《中庸》（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等译成英文传播到西方。1915年出版的《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theChinese People ），表明他要举起“春秋大义”的旗帜拯救缺乏精神砥柱的西方世界，这本著作出版后在西方引起轰动，并翻译成许多语言。我们不论辜老在这个潮流中的地位与最终走向，他那不拘世套独抒性灵的精神，犀利卓识的眼光和博学深知满腹经纶的才华，无不让后人望洋兴叹。
“古史辩学派创始人”顾颉刚，深受胡适新文化运动思想的影响下，与钱玄同等发起并主持了古史辨伪的大讨论，又广集当时的研究成果编成《古史辨》，形成了“古史辨”派。他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另外他将史学上的创见运用到
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来，他在孟姜女故事空前绝后的研究就是最好的佐证，民俗学泰斗之一钟敬文的评论恰如其分地肯定顾老在民俗学的地位和贡献。顾老还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山鼻祖，与其弟子谭其骧共同创办《禹贡》刊物，开辟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先路。顾老还是一个谦和大方的前辈，他在苏州发现学富五车的钱穆后，立马把他举荐进北京大学，然而钱穆先生后来的史学思想和治学方法与顾老大相径庭，钱穆反对顾老的古史辩思想，两人在学术上可谓分道扬镳，但是顾老仍然非常尊敬钱穆，同时对其治学之功予以褒扬。顾老给我的感觉，他是一位虚心博学的通才，也是宽厚慈祥的前辈，他的为学为人永远是我们的良师懿范。
当疑古之风风靡盛行的时候，被称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的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开设“古史新证”的课程，把传统历史学和考古学相结合，提出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由于当时出土文字资料的局限性，虽没有遏止疑古的势头，但却给古史辩派做了最好的回应。“二重证据法”适应了史学转型的契机，所以一直到现在仍然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王国维不仅在历史学贡献突出，在金石学，文字学，考古学，甲骨学，敦煌学等都有很深的造诣，他撰写的论著很多，他校勘的书籍更多，虽然在他学术思想最活跃的时候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仍留给后人一座丰富的学术宝库。
还有为革命器宇轩昂的章太炎，“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陈寅恪…… 这些国学大师筚路蓝缕，困顿交织，然而他们却不畏艰难，默默把人生奉献给中华学术，在中华这块黄土地上绽放出永恒的光芒。
这套丛书非常耀眼地摆放在历史馆的书架上，每次从她身边走过，似乎可以感觉到从她身上发出的光芒，鼓舞着我不惧艰难险阻，鞭策着我永不止步。有她的陪伴，有这些大师们为懿范，让我充实地走过了大学的大部分时光。
每次，当我心里空虚的时候，静静地读读她，她能予我丰富的精神粮食；当我思想混乱的时候，再读读她，她能辅助我整理心灵的空间；当我孤独无助的时候，偶然翻起她，感觉身边有一股无穷的力量，似乎在告诉我“你要勇往直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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