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钱宏
Symbiosism
钱 宏：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作家恊会会员
编者按：此文内容，曾应“中欧社会论坛·中国直播室”邀请于2008年12月28日以《公民共生体——中国需要重建东方尊严主义》为题，在深圳科技馆作演讲。
从“公民社会”到“开放社会”而“共生社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欧社会论坛首席顾问钱宏（中），与中欧社会论坛中国办公室主任黄晔（左）、 奥一网第一副总编辑蓝云（右）合影留念。谢烨挺摄
民族主义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它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时代课题。
事实上，民族主义在联合国及其各种组织平台上，已经被广泛多样地讨论。比如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文化多元主义与文化一元主义的争议，甚至已经结出相应的国际成果，比如2005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采纳《关于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公约》。民族与民族主义不同，民族生活（生产、生態）状况及其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多样性永恒的背景，而民族主义则带有明显优越性或卑劣性的特殊利益倾向。文化多样性讨论的背后既有民族问题，也有民族主义的问题，民族主义的背后仍然是地缘政治的权力关系，以及基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近代民族国家和国家主权概念。我以为近年来法美之间，或者说欧美之间的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争，也属于这一范畴。
问题是，1960-1970年代以来，当我们面对对抗性思维、增长性思维、施恶性思维的三大极限时，在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世界大势，我们的世界应该成为一个共有家园，当今世界已然是这样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而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共生体（Symbiosome）。所以，人类必须处理好文化多边主义和文化单边主义政策的关系，否则，世界将面临分裂，一方面，有个性有创造优势的文化生命体，肯定不会长时间忍受被某种共同体（Community）淹没或裹挟，而另一方面，文化一旦被多元或一元标准化，某种文化共同体本身也就开始遭受存在的极根（参看拙作《舒展“全球共生”宏大历史叙事的跨国传媒价值初探》2005，University of Grenoble Alpes）！
但目前，世界各国都需要注意：再也不能拘泥于民族主义的主权国家共同体时代的思维定势，不同区域和民族的人们必须学会尊重各自的差异、历史语境和传统圣域，通过平等对话、交流与合作，以保持对奢侈攀比、铺张浪费的超越与整合的活力。
中国的民族主义只是这种世界格局的一个侧面。
尽管如此，但在中国，民族主义问题可能更复杂，中国的民族主义传统并不深远，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它是封闭的中国在一步步被逼上现代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被主动接受现代主义的近邻——日本人的炮舰、铁蹄和刺刀教育出来的。就是说，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不会早于1895甲午战争。严格说，从那时至抗日战争时期，民族主义在中国主要还是革命知识分子的流行和言说，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最突出的例子是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所以，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尽管有“民族解放”的目标，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政治力量是典型的民族主义者，但并不是依靠民族主义。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传统的均田运动和反独裁的民主运动整体格局大势使然。而后，在中国民族主义被冠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Communism)、“苏式社会主义”的信仰标签，于1950-1970年代在国家垄断一切生产资源和最大限度剥夺工人、农民“剩余价值”的基础上，极富成效地实施了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积累和建设（完成了以重工业为主体的全国工业化布局），其最高成就是“两弹一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自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至此，中国百年不逾的三大主题，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大问题中的“民族主义问题”终于在国家层面获得了解决。
所以，千万不要忘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名义下，为了解决民族主义问题，每个今天50岁以上的人、每个经历了那激情燃烧岁月的家庭，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许多人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为之付出了最宝贵的生命代价。接下来，中国人民、国民、公民更多地应当为解决“民权主义”和“民主主义”而努力奋斗。同时，那些利用中国人民解决民族主义问题过程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名义下”垄断起来的“国家资源”、积累起来的“国家财富”，“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名义下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再也没有理由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让中国国民继续付出“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代价。
而中国民族主义在社会和个人（公众）层面的普遍兴盛，是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亦即1980-1990年代后至今。随着在政府公司主义主导下以GDP为参量取得国家金融资本积累达22万亿人民币、1.9万亿美元的成就，中国经济的崛起和民族自信心的增强，同时，中国社会和个人相对1978年前，开始有了非公共言说的自由，而心理上带着近代积淀起来挥之不去的屈辱感，伴随西方的“中国威胁论”的出现，更加上90年代以来，“全民经商”成为时代风尚，随之而来的是官方主流意识形態失范和社会基础秩序紊乱，权责不对称和社会公平缺失，导致“基尼系数”不断攀升，公共空间窄小，公民组织缺位，社会各阶层平等对话、交流和合作的机会与平台极其有限，形成“信息不对称”、普通教育鄙陋和思维方式的碎片化（专业化），以至于“上下交相利”（孟子语），甚至“口言善，身行恶”（荀子语）成为国人尤其是具有示范和影响力的某些精英（包括权力精英、财富精英、知识精英）的行为常態，即基本国情之一。同时，由于互联网新技术、新媒体的普及和“网开一面”的网络民主，为中国的草根-精英虚拟联盟提供了可能。于是，民族主义乃至极端民族主义开始在民众中勃然兴起，就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了。顺便说一句，不无讽刺意味的是，1980大陆开始输入港台武侠片，尤其是近代题材的武侠片对大陆民族主义（包括爱国主义）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前些年出现的“反日货游行”、“10万网民攻击《南京梦魇》美制片人”等事件。
有人不无深刻地指出，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由于中国民众在外交领域产生强烈的挫折感及中国政府重建内部合法性的需要，中国民族主义再度兴起。这里，有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需要新的精神力量维系，以支撑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原因，也有中国民众借民族主义（包括爱国主义）说事曲折表达对社会不公的现实不满的成分，还有民族人格成长过程中的历史扭曲问题，比如所谓极端民族主义。
极端民族主义的人格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丛日云先生曾指出，“这是现代政治人格成长的一个特殊阶段。个体人格初步形成但还不够独立、成熟和坚强，寻求对半人半自然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依附。它也是现代独立人格在形成中受到压抑、挫折和误导的表现，其人格特征表现为：以集体的自私掩盖个人的自私；非理性，情绪化，不善于克制，寻求发泄释放敌意；好斗精神和软弱的性格的结合——在最安全的地方表现其最大勇气；暴力倾向等。如果这种思潮主导了中国的政治走向，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不但影响到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而且将使中国现代化发展步入歧途，使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毁于一旦。”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民族主义存在空洞性、非理性和国家本位等倾向，因为它处于反抗西方和学习西方的困境中，还没有以国内公民权为本位来建构民族认同。中国民族主义的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如果进入政策领域，其内在缺陷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
说极端民族主义的人格缺陷形成的原因时，我赞成丛日云先生这样的评估：“教育的一大误区，是突出了仇恨教育和爱人类、爱和平价值的缺失，没有从历史的苦难中升华出人类之爱，而是将其转化为仇恨。热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是一种崇高的感情，但它不是惟一的人类之爱。人类之爱指向不同的目标：个人、家庭、社区、民族、国家、文明、人类以至各种生命。国家或民族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对国家之爱不能否定人类之爱，要与对其它民族的尊重相结合。我们过去的教育曾灌输阶级的仇恨，带来像文革那样灾难，红卫兵们是带着教育给他们的阶级仇恨投身文革的。现在，一些民族主义者习惯于通过对其它民族的仇恨表达对自己民族的爱”。
在我看来，极端民族主义的出现，实际上反映了当代国人缺乏身心灵健全人格教育的问题。如果我们用智慧、勇气和慈悲心三大参量去衡量一下，就不难发现我们需要什么，和不需要什么，哪些是多余而无济于事的，最后，了解什么是真正健全而幸福的民族生活！
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是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这个世界之所以如此丰富多彩，本来就因为她拥有如此众多的民族及其文化。我们要民族，不要民族主义，正如我们要科学，不要科学主义一样，科学主义可能导致人类普世价值的丧失，使我们变得没有慈悲心或敬畏感，民族主义则可能把人类导向对抗性思维，使我们变得虚狂或怯懦。民族主义只是现代主义流行以来由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一个阶段性的产物。尽管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趣有其合理性和现实必要性，但它是近一百年来在现代主义道路上“选择复制”的一个并不成熟的果实。所以，我们也需要超越与整合。
20世纪的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维克多·雨果和温斯顿·丘吉尔的“欧洲合众国”理想的被重新唤起。欧洲的经验，是果敢地走上和解共存的利益共同体(Community interest)之路。从《布鲁塞尔条约》 (1948)到《罗马条约》（1957），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3），终于完成了欧洲的重新统一。这是一种尊重民族差异和文化个性基础上的统一，欧洲联盟与联合国不同，它是实实在在的国家集团。由此，我们很容易想到早在2千多年前，中国也经历了一次“天下大战”，最后也走了政治上的大一统，但那是强权消灭民族差异和文化个性的一次统一。此后，中国还经历了多次这种我们中国人称之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分合循环”或“治乱循环”。历史是一种存在或一种背景，无论悲剧、喜剧或正剧，我相信中国人2千年来的经验，非常值得今日世界过于沉湎于经济得失的人们重新总结和评价。为此，我特别就我的朋友寒川子先生穷5年之功写作的《战国纵横》出版之际，写了《人类需要寻找新的智慧引领向前——如何面对当今世界政治价值的纪元性转型？》（2008.6，参看凤凰网http://blog.ifeng.com/article/1540196.html）一文。总结和评价的形式，可以是由中欧合作拍摄一部同名电影或电视剧。
我一直认为，欧盟是人类创造的一个奇迹。值得全世界尤其是东亚国家和中国学习和借鉴。然而，让人费解的是《欧洲宪法》却在两个欧盟主要国家（也是受益最大的）法国和荷兰的全民公决中遭到挫败。当时，我正在巴黎大学副校长高德涵（Godfroid）博士家作客，我向他请教个中原由，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并不是法国人不赞成《欧洲宪法》，而是他们要借这次全民公决表达对希拉克总统的右派政府的不满。”这使我想起，我那喜欢日货却又参加反日游行的女儿和她的同学们，我不能不认为，这是民族主义对于欧洲一体化运动的一次超功利的反抗。我的好友张剑荆是一位国际政治专家，他对我说“我们确有必要认真向欧洲学习，其成功的经验可以说是20世纪的一大奇迹，我认为这是当代世界的一大革命事件。但是，欧洲本身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也就是中国等国家的重新起来给它带来的压力，在这种革命的形势下，欧洲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是否可以持续下去，也不那么肯定了。我前几天给一批挪威来的学生讲了一课，中间休息时，挪威的教授给我赠送了一个小礼物，一尊维京人塑像，他强调说，‘我们是维京人的后代’，他的意思就是针对我讲的欧洲挑战的，他们会克服挑战，不怕苦的。我想我说的触动了他们。从这个小例子可以看出，如果目前世界格局按照目前的样子继续演变下去，中国等国家真的实现了崛起，比如再发展50年，欧洲一定会发生持续的革命，其结果如何，虽然难以说清楚，但是，那种福利体制，那种Community（共同体）式的政治结合方式，恐怕会改变，传统的民族主义或许消失了，而‘欧洲合众国民族主义’或许会兴盛起来。”
所以，欧洲一体化进程要想取得最后胜利而不半途而废，也象中国和俄罗斯需要解决国内问题、美国需要克服金融海啸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一样，恐怕还应当有更富有智慧、勇气和慈悲心的内容。这意味着一种超越现有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全新的梦想！
地球作为人类的公共家园，要求人类组织起保障涵盖所有主权国家的所有公民甚至众生灵（野生动植物）的尊严、自由和安居乐业的治理机制，正如卡蓝默所言：要“加倍快速地革新我们的理论思维和制度建构”。如果说于硕博士中欧相逢三时期说中“人的特征”，果真是循着“神圣人、英雄人、经济人、生態人”的脉路演进，如果说中欧相逢的第三时期人类建立并完善起来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共同体，还带着现代主义主权国家时代的对抗性思维方式的烙印，那么我想，一种可能的选择，就是创建一种比“利益共同体”更加能够承载人类共同命运并与新兴的生態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共生主义（Symbiosism）、共生经济、共生政治、共生文化、共生社会相适应的世界性制度，我把这种世界性制度，叫做“公民共生体”（Civil symbiosome）。
为了促进公民共生体的成长，我们不仅需要提高智商，更需要提高情商、乃至灵商，我们不是工具，我们是人，我们需要爱，不只是对自己国家、民族和利益共同体之爱，还要人类之爱，健全的人不只需要科学，还有价值，需要灵魂。总之，主权国家时代的无限增长与对抗性思维，必须被超越与整合。唯其如此，人类才能迎来同处世界公共家园的各民族的真正融合与永续和平。因为，真正的民族融合，必须建立在发挥个人（公众）、政府、社会三大自组织灵动力的基础上。三大自组织灵动力，一个都不能少。而要做到这一点，还要在信仰的意义上，还原到每一个民族的每一位公民的良知、良心、良能的三位一体（Conscience-intuitive-ability the Trinity），进而落实笃行一种我称之为普惠价值的“良智、文明、共生”——世俗上帝！
个人认为，支撑公民共生体这一世界性制度的理论思维，就是共生主义哲学（参阅钱宏《迎接世界社会共生主义时代》Embrace An Era of social Symbiosism in the World，收录《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2007，H.K.The Soul of a Nation:From Culture Rebuilding to China Rebuilding.）。
我们今天这个星球，需要一种更俱内涵而广延的哲学。
这种新的哲学，将注定是既讲系统平衡制衡均衡的恊同学（Synergetics），又讲系统自组织的动力学（dynamics），从而由此发现和展开宇宙天体、地球生灵、人类社会“有无相生”、“天人和合”与“全生態持续动態平衡”的永恒创生的故事。我们把这个新哲学命名为中文的“共生”。这里，共生之“共”，讲的就是包容共享共赢、是平等平衡“一视为仨，存同求异”，即“道不同，亦相为谋”，也叫“无一物不得其所的太和境界”，所以，共生之“共”，具有恊同学（Synergetics）智慧的意义；共生之“生”，讲的是“天地之大德”，是“生生之德”和“自然有为之道”，在“天道、地道、人道”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展开，即“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自己活，也让别人活”（live and let live），也叫别开生面的“自组织灵动力”，所以，共生之“生”，具有动力学（Dynamics）智慧的意义。因此，共生哲学，是综合人类自组织灵动力学智慧与平衡恊同学智慧的全新思维方式、价值观，更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Symbiosism）。而以往的哲学，要么偏重于动力学智慧，要么偏重于恊同学智慧，徒然捣腾出众多乌托邦悲喜剧。共生哲学，不同于以往哲学思维之处，是她从出发点与落脚点，既讲系统自组织的动力学（dynamics），又讲系统平衡制衡均衡的恊同学（Synergetics），由此发现和展开的是宇宙天体、地球生灵、人类社会“从无到有”、“有无相生”、“天人和合”、“别开生面”、“生生不息”与“全生態持续动態平衡”永恒创生的故事。
共生哲学认为，每个人都是生而具足又非独存的生灵。当人们意识到，并开始谋求自身利益（“自己活得好”）时，侧重dynamics（动力学）的自由主义及其各种变体展开，就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而当人们同时意识到，并承认他人、他者也拥有这与生俱来的权利（“也让别人活得好”）时，侧重Synergetics（恊同学）的平等主义及其各种变体展开，就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当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同时成为所有人的处世哲学时，每个人的自由就成为一切人自由的必要条件；每个人的平等就成为一切人平等的充分条件；而尊严主义、幸福主义就随之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于是乎，每个人的尊严、幸福也就成为一切人富有尊严、幸福的充要条件——这，就是迄今为止，人类智慧能够达到的最高伦理境界和最大最普惠价值诉求。
我们用一个英文“symbiosism”，对译中文“共生”或“共生主义”这一哲学范畴。Symbiosism的前缀“sym”，意为“在一起”（together），“bios”意为“生物”及“有品位的生活方式”（style of life），而后缀“-ism”则是“主义”或“忠实于某些原则系统”之意。
基于此，前不久我和中国全国政协外事委主任“两会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先生在《中国：文化更生，普惠天下》一文提出“全球视野、东方神韵、善待他者、和合共生”十六字，以作为崛起中的中国的处世哲学，作为国人新的人格形象、国格形象。其实，前八个字“全球视野、东方神韵”主要针对中国人，后八个字“善待他者、和合共生”（Good to others、Symbiotic closecontact）则是针对世界和全人类而言。其中，和合共生的意思，包括三个过程，即和解共存(Reconciliation and coexistence)、和衷共济（Work together with one heart）、和恊共享(Closefull share)。这里必须强调，和合共生的第一步是“和解”。
人类啊，正所谓“劫波历尽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和解，表现在文化观念上，就是承认所有人（包括敌人）的生存权利，不以人为敌、以邻为壑，而以谋求共存共济、互补合作为出发点；在政治经济上，再次确立“公民主权高于国家主权”的运行秩序，所有阶层及国家不再谋求获得特殊利益的权力为政治目标，从而以生態政治、生態经济超越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有句英文谚语，叫做“Live and let live”（“自己活，也由他者活！”），和合共生，真正体现出人类“敬畏生命”的宗教情怀和“他者高于一切”的哲学伦理原则。
这也是我在写《强权精英结盟操纵世界该结束了——美国金融海啸的五大启示》和《“救市”重要，“内需”更根本》时，呼吁制定《反操纵法》和《社会自组织法》和《国民事权法》时，心里所强烈期待的。
当今中国如此，当今世界也莫不如此！
2008年11月17日于上海开关居
于硕、蓝云主编：《从开放社会到公民社会》
本书分成两大部分。演讲集所记录的是奥一网“中欧社会论坛·中国直播室”所邀请的17位中欧各界人士，围绕着“从开放社会到公民社会”的主题与广大中国网民的对话进程。本书另一部分是报道集，集纳了南方都市报、奥一网4位青年记者（编辑）远赴欧洲采访第二届论坛、第三届论坛预备会的新闻报道，记录了至少是部分欧洲主流人士对现代中国的印象及期盼。
目录：
序一 皮埃尔·卡蓝默：从开放社会到公民社会
序二 范以锦：将鼠标和智慧凝聚成通往公民社会的希望之光
卡蓝默贺“中欧社会论坛·中国直播室”顺利进行
演讲集
一、从开放到大同
郭巍青：全球化视野下的公民社会和公民行动
吴重庆：中国农村的社会建设
阮曾媛琪：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机遇与前瞻
钱 宏：公民共生体
黄万盛：从开放到大同
二、从农村到城市
任剑涛：社会怨恨疏导与国家持续发展
何 兵：解放小摊贩扩大城市就业
李公明：文化建设与纳税人的权利
章仁彪：城市化，从物理空间到心理空间
党国英：户籍改革的目标是公正与效率
三、从单一到多元
何雪峰：公民写作与中国时评
孙立平：从黑砖窑事件看信息屏蔽机制
喻国明：危机中的媒体责任
四、从中国到世界
于 硕：中欧三次相逢及跨文化视野
卡蓝默：中国和欧洲如何共同进入21世纪
邱震海：中国崛起期几组关系挑战与机遇相生共存
吴建民：向世界说明中国，让中国融入世界
《南方都市报》报道焦
中外学者云集欧洲论剑
欧洲：效仿“硅谷”很危险
15万中国学生欧洲求学
中欧共同关注贫困人口权益
科技发展不能削弱竞争性
欧洲关注中国和谐社会建设
“对技术单纯的亢奋会摧毁文化”
中国女大使被当成秘书
“穷人问题影响中国未来”
“中美中日对话有了范本”
勿拿儒家学说来解决政治问题
中日关系可以借鉴法德和解
“中欧应建金融体系，让美国接受”
除了贸易或煤炭，世界还有其他价值
跋 蓝 云：从开放社会到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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