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中国人最擅长变通。
譬如现在窗外的鞭炮声，颇有点不绝于耳的样子。有远有近，有时密集有时稀疏，从早上六点前就开始，差不多已经半个多小时了，一直在响。
对于县城的禁放令，我个人是举双手赞成的，前两年执行的也很到位，就算是年三十晚上，也很少听到鞭炮声，偶尔有几声响起。现在是年三十的清晨，居然已经有了这么密集的鞭炮声，确实有点反弹性质。
问题是，从官方角度，并没有出台对禁放令的调整文件。前两年的正月里，总能听说有某某某因为违规燃放鞭炮被抓紧去的消息，估计今年不会有了。这应该就是一种变通。
我躺在县中医院一间很大的病房里面。母亲身体的不适症状有了很大程度的缓解，我也可以利用晚上的时间躺在病床上休息一下。因为这么大的一间病房，有八张病床，却只有母亲一个病号。
打扫卫生的保洁大姐声音很大的推开门，开始了每天清早的清洁工作。母亲主动跟她打招呼，她说，就两个病号了，都回家了。有些病人确实是因为病情好转出院回了家，但是还有一些，就像我所在的这间大号病房里，有一个新冠久久未愈的大姐，她是每天上午过来打吊瓶，打完就回家，虽然办理了住院手续，也是按照住院交的费用，实际上并不住在这里。这也是变通的一种。
到明天早上，母亲就八十五岁了。这是按照虚岁来说的，实际上应该是还不满八十四周岁。从我记事开始也有五十年开外，这是母亲第一次没能在家里过大年，并且是住在了医院里。
我小时候，母亲有一次差点不能在家里过大年，并且也是因为进了医院，还做了手术。
具体哪一年，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很佩服别人的回忆录里有那么多明确的时间点，大致是我上小学的某一个寒假。
有一天母亲突然感觉肚子痛的厉害，按照父亲后来的说法，看上去母亲的感觉极差，就不是正经疼，所以父亲不敢怠慢，赶紧请来了乡里医生给输液，可是并不见好，又急忙把母亲送去了县医院。
医院的检查结果，说是肚子里长了很大的一个水瘤子，需要做手术。手术那天特意把我从家里接到了医院（从这个细节可以推断出来我当时年龄不大，似乎十岁左右），姐姐妹妹没能一起去。事后想起这个细节，才明白当时父亲其实是做了最坏的打算，万一母亲有什么三长两短，能够最后见我一面（或者反过来说让我见母亲最后一面）。
那次手术很顺利。我还记得医生把水瘤子切除掉以后，装在一个小号的搪瓷盆里端出来给我跟父亲看，这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水瘤子光光亮亮的，暗红色，装满了那个小号搪瓷盆。
做手术的那天是腊月二十三，是北方的小年。而出院的那天，是腊月三十，也就是大年那一天的下午。这个日期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就是因为有过大年这个特殊的日子来对照。
按照国人的历史传承，年三十是应该一家人团团圆圆聚在一起的，在家里面大吃一顿，晚上还要吃饺子。正是因为这个历史传承，那次母亲手术以后才会在年三十的下午被送回家。如果没有过大年这个事情，估计会在医院多修养几天的。
现在整个三层病房，只剩下了二十几个住在这里不能回家过大年的病号，也是因为日子特殊，但凡病情允许，就回家去了。（关于病人数量做出更正，来巡房的护士说是二十几个，不是两个。）
母亲自己说，什么过年不过年的，没关系。我也是这么想的，虽然回到自己家里过大年很吸引人，但是今年这个大年夜，注定要在病房度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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