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先生,世间仅有,一经见面,永不能忘。有的人,得介绍一百次,到第一百零一次,还得介绍。他们的相貌十分平凡,毫无特点,不值一提,就如同街上的张三、李四和王五。但吴先生的相貌奇特如漫画,值得一书。其头部状如炸弹,看上去一戳即爆,皮包骨,黑乎乎;胡须快要长满一整张脸,每天早上清理一刮,总算是不逾矩;颌骨奇凸,双颊凹陷,很粗犷;眼睛盯起人来就像燃烧的煤球。以上全幅家伙都安放在那长得过分的脖子之上。他身子骨瘦,僵硬无弹性,像根钢条。
吴先生的头总昂着,背笔直,注重个人尊严。吴先生为自身的学问骄傲,他的朋友也为这一个平民君子感到自豪。吴先生从不刻薄,总替每一个人着想,却总被敌友双方误解;对他人的品性和能力过于信任,对于外界对自己的评价却过于敏感。吴先生从不安生,不是为自己就是为外界所累;他不心烦时,就发疯工作。吴先生非常崇拜歌德,却远远达不到歌德所说的“不慌忙、不停歇”的状态,就像但丁《神曲》中说着“我把自己的家变成了绞刑架”(意为“上吊自杀”。自杀者灵魂和肉身不能合一,意为惩罚。可参考《神曲》有关注释)的人得不到上苍的眷顾。
吴先生属于从不知晓年轻为何物的那种人。他实际上不到40岁,看起来却介乎30到100岁。他总是宽于待人,严于律己。他自己是个儒生,地道展现了一个儒家学者应有的样子。他表情庄重,太在意生活表象,走路姿态即挺又“规矩”,在人群中至少还是令人敬畏的。
吴先生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教授。直到今年为止,他一直编辑《学衡》和《大公报》的文学专栏。
除了不能启发灵感,吴先生堪称师表楷模。他守时,精确如钟表,在课堂上就像个苦奴役。其他人也许会读书上的引文,而吴先生不管引文多长都能背诵。使用“首先某某”和“再者某某”的腔调,讲述任何科目,他都能像个训练有素的巡佐。这样兴许呆滞乏味,但绝不言之无物。吴先生不是个言辞涛涛却空洞无物的师长。他所说的是真有意味,尽管可能错误,但至少不是阵热空气。他从不回避指摘,总是立场坚定。换句话说,他从不怕为某一观念表态。对于事实真相这类问题,特别是能在在百科全书和参考书籍上找到的那种,吴先生可谓无可挑剔。这样一来,人们就只能在鉴赏诠释之类的的问题上与其争论了。在这些场合,吴先生就暴露了弱点,但由于观点模糊和缺乏真诚,这又不算是真正的弱点;根植于吴先生观念里的人文主义——白碧德式的人文主义,才是其真正的弱点。很遗憾,吴先生竟然会放任自己投身白碧德式的人文主义。既然如此,那么他的所有观点必然会被侵染。伦理学和艺术糟糕地搅和在一起,使得人们常常困惑,他究竟是在发表文学论述抑或是发表道德评判。
同为编辑,胡适博士所反对的,吴先生必然赞同。吴先生几年前创办的《学衡》杂志,其公开的宗旨就是反对白话文,致力维护旧文。这是场失败的战役,但其努力却是英勇的。在编辑《大公报》的过程中,吴先生试图吸引中国文学界关注西洋文学的实质(facts),而非西洋文学的虚伪浮夸表象,这些努力之多,不少于前面那场战役。然而,在实践中,除少数几个例外,几乎所有年轻作家都决定接受西洋文学的虚伪浮夸表象,而让实质(facts)自生自灭。事实(facts)、日期(dates)、学问(learning),如此乏味,如此艰难。当今大家所求,是紧跟潮流,碰见什么就捡什么——道森、保德莱尔、瓦莱利、维吉尼亚*伍尔夫、阿道司.赫胥黎等等,如此之类。在当代中国文学界,像吴先生那样拐弯抹角地表示研读荷马、维吉尔、但丁和弥尔顿是很有价值的,是会招徕嘲讽的。
多么悲剧孤独的人啊!吴先生完全曲解自身实际致使他的状况更加悲惨。他声称自己是热诚的人文主义者和古典文学家,但从性情上看,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真诚如斯,忠诚如斯,此乃吴先生,路人皆知,唯吴先生不知。他对拜伦的崇拜并不是秘密。他甚至仿《Childe Harold》之体,写了篇中文长诗。矛盾啊,人人知吴先生,吴先生不自知。
每当我想起吴先生,总会想起他那苦涩的微笑,想起他那在清华的整齐、干净、空荡荡的房间,想起那仅隔窗帘的美丽野景。我常认为,如果吴先生能取下窗子上的帘布,多朝窗外看看,最好能身体沉浸在门外的美丽野景,他生命里的困惑和苦涩微笑会变少,也许是我多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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