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 《一件小事》：自我的反思

《呐喊》| 《一件小事》：自我的反思

本篇是《呐喊》中最短的文章了，只有约1000字，因为真的就只是“一件小事”而已。但是，这一件小事，却是《呐喊》的一个重要转折。

从发表时间来看，《呐喊》中的小说依次是《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我也正是按照发表的先后来读的），然后才到了《一件小事》。说实话，前面四篇给人的阅读体验是低沉的，尤其在我反复读了许多遍以后，更是感受到了杜甫一样的沉郁，但从《一件小事》开始，先生的思想似乎产生了一些转变，不再那么悲凉了，这也足见会想起这一件小事对先生的影响。

这件小事说起来很简单：民国六年的冬天，坐人力车的先生碰到了疑似碰瓷的老奶奶，先生因为要赶路，又见没碰到老奶奶，便让车夫继续走。然而车夫却停了车，坚定地扶老奶奶去了附近的巡警分驻所，一瞬间，先生感触万分，又掏出一把铜元请巡警给车夫。

这篇文章曾经有过比较明显的政治解读——突出了广大劳苦人民的崇高形象。但若从这个角度来说，此文未必太过简单，先生大可写一个有情节的小说代替之，绝不会贸然收入《呐喊》中。

先生是怎么样说这一件小事的呢？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但有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

彼时，先生在蔡元培的邀请下就职于教育部，终归是有些“民国精英”的傲气——弃医从文而到了这个位置上，以常人观点来看不就已有些成就？如“豆腐西施”杨二嫂所说，该是“放了道台，娶了三房姨太太”的人了。

当时的海归派，大多有这么一些“看不起人”的心理，毕竟出国了一趟，见了些先进的政治制度，学了些“自由”和“民主”的思想，可以开口闭口某某主义了，不免会觉得国内的大众处在水生火热当中，一叶障目而不见世界之广阔——只有先生敢于把这份心理写出来罢了。

可经历了这一件小事，先生却突然有所悟了。先生写道：

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我走着，一面想，几乎怕敢想到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搁起，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车夫么？我不能回答自己。

裁判他人，便是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通病。因为每当我们接触一种思想，就会一点点完善自己的世界观，给这个世界定下某种规则，符合规则的事物就是正确与善，不符合的则是错误与恶。

但事实上，世界并不是以这种形式运转的。以车夫来说，他未必读过“子曰诗云”的圣人之言，也肯定没学过“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观念，在他扶起老奶奶之前，心里未必就有什么价值判断，或许是同理心又或者是本能驱使着他做这件事。

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做某件事往往并不因它是“正确”的，只是想去做而已。而从这些事上抽象出“善恶”的观念，就已经是他人的裁判了。高中时代，出于作文的需求，我曾看过不少“感动中国”人物的采访，我发现面对记者“为什么会...”的询问，他们的回答往往是木讷的，记者也许是想得到“因为我们自古以来就是重视孝道/友情/xx的民族，所以我才...”这样的回答，可实际上那些坚守许多年的人们心中却并未有此观念，只是因为那个人、那件事对他来讲很重要罢了，至于为什么重要，他们自己也答不上来。

李敖曾经批评过鲁迅先生，说先生的杂文很空洞，如果去掉那些愤怒的语言，犀利的批评，剩下的就什么也没有了，缺少真正的“内容”。这个批评有一定的道理，无非是在说先生只知愤慨，却不给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但我想，这与这件印刻在先生心中的小事也不无关系，“我还能裁判车夫么？”先生其实是在反思自己，“我”所坚持的道路和想法，就一定是正确的吗？我们是否真得有资格去评判他人？这一点上来讲，先生和那些行动派、理论家是完全不同的。

也许正因为如此，先生才给这第一部小说集取名《呐喊》，呐喊、呐喊，把人喊醒之后又该如何？先生不认为自己有资格站在众人身前，引导大家走出黑暗。

真正的路，总还是要自己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