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我，不是被老妈和同事分别安排了两顿饭吗？在晚上就和一位半生不熟的男士同席就餐。他是作为主请人的特邀嘉宾，出席了我们内部”辞旧迎新的“小团体聚会，我和他毗邻而坐。
我俩，因为工作原因——以前各自的两个部门偶尔打交道，十多年前就认识。但是，私底下从来不曾有过任何交集。
不过，这次既然坐的靠近，出于礼貌无论如何也得搭话。一番盘论下来，我们居然还是同龄。
当年，他还是本单位办公室主任的时候，我就因为他的文笔不错认识他了，那时候他还是三十多岁风华正茂的年纪，虽说单薄瘦弱，总还有些儒雅的样子。
后来，他提职到劳动监察部门任副职，专门负责农民工讨薪问题，拉开了他苦哈哈的序幕。
每年年底进了腊月，就是他们最忙碌的日子。前期各种追讨、督导筹措来的现金，得赶在大年三十之前，逐个下发到位。
我们宣传部门作为辅助，帮着他们现场录像，开始那两年也要陪着熬通宵。
我也去过现场：一沓沓现金很扎眼地摞着，银行工作人员、劳动监察大队、纪检部门、公安部门、宣传部门等各路人员到位，严阵以待。农民工代表现场提交各种票据，验收无误后工资如数拿走。
他是分管领导，几天几夜“钉”在现场。就再也顾不得形象，身上裹着一件军大衣，红着眼，胡子拉碴，活脱脱一个山大王。
穿得五花八门的农民工们都急着想快点拿到钱，所以现场有点混乱。只见他大咧咧往桌子上一坐，指着人群一声断喝：排队！
各路工头，连着每一个工人，马上安静下来，互相调剂着，按照不同的工程队，把前后顺序安排出来，站成一个歪歪扭扭、粗细不等的队伍。
我笑了，这个人的形象真是前后迥异啊：“你挺ne啊，说话比公安管事！”
旁边他的队员很狗腿地补充：“钱都是我们副队长抠出来的，他们心里明白着呢！”
原来如此。
为农民工讨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千难万难。
得一个工地一个工地的跑，查档案、搞调查、定方案、解难题、催进度。工资要核对每个人的记工卡，发钱要刨去饭钱、支领等费用，凑成这么一堆乱账得理，各种劳资纠纷也要顺势管好。
工人要过年，老板们的日子也未必都好过，有时候跳楼的就是那些人模人样的老板。所以，屁股不能坐歪，钱还要到位。要有成效，还得依法依规。
春节前夕，一万只眼睛盯着和谐稳定大局，他们白天黑夜连轴转，熬的不成形了。谁都感叹，一般人还真是干不了这活儿。
他根本不能动窝，换岗、提职，领导都不同意：你走了，谁能接手？你就再支持我一年。
这么一支持，就是九年。大概是到处都实施建筑工地工人工资日结制，他们的工作压力才逐渐变小，他才得以再次提职。
明显个人吃亏了。不用和那些削尖了脑袋跑官的“能人”比，就是和那些四平八稳熬职务的比，也晚了。
可是，有啥办法。职务的事，一步慢，步步慢。这次要推调研员，他似乎因为任现职年限不够，被排除在外。组织部门也有道理，不能因为他过去能干，就给现在的他开绿灯，没有这种规定啊。
他冤枉吗？一点也不。所有单位都是这样，越能干，越得坚守阵地，越容易把自己最能干的年华，“蹉跎”在基层某个犄角旮旯的硬骨头岗位。
只能怪自己，太热衷于“岗位练兵”，痴迷于打造金光闪闪的个人IP。
IP成了，可是机会没了，上升的通道也就被堵死了。
怎么办，他说，凉拌，只能是问心无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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