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若是兽，钱就是兽的胆子——《月牙儿》
《金锁记》的作者张爱玲，《月牙儿》的作者老舍，一个是混迹在上海十里洋场的女性作家，一个是踱步于北京老胡同的男性作家，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时代背景，但却写出了相似的故事情节：男性角色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缺席对于孤儿寡母角色的巨大伤害。
一、男性角色缺席导致寡母独力扶孤
不论是《金锁记》还是《月牙儿》，很难从中发现父亲、丈夫等重要男性角色现身。
《金锁记》中，曹七巧的丈夫是个“活死人”，打小便得了软骨病，像一滩软乎乎的稀泥一般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月牙儿》中“我”的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
可以看出，在两部小说的家庭关系建构图中，男性要么“退居二线”，要么不曾出现，总之都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自然而然的，本属于丈夫角色、父亲角色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就落在了寡母身上。
制定规矩制度
陈忠实的《白鹿原》主人公白嘉轩赈灾济民、通电抗日、主持禁烟、规劝军阀，能在儿子与田小娥“私通”后行使自己的族长义务，毫不留情地将二人赶出白鹿原，也能在妻子仙草患了痢疾后满目柔情地为她洗手煮汤羹。
有柔有刚、能屈能伸，这本是正常家庭中男性的责任，如今却要过渡到寡母身上。
首先体现在寡母制定规矩制度上。
在《金锁记》中，主人公曹七巧嫁到姜家之前只是个开麻油店的，非大家闺秀身份让她在姜家备受嫌弃，为了让自己的女儿长安符合大家闺秀的标准，她硬生生地为长安裹小脚，然而时代变迁早都没人裹“三寸金莲”了。
就连保姆都受不了长安因疼痛日夜干嚎的声音，作为长安的亲生母亲，曹七巧并不为所动。
在《月牙儿》中，母亲对“我”的唯一要求就是逼着我叫陌生男人为“爸爸”，对于此事小说中提到过两次，每一次妈妈都神情严肃、态度坚决，不允许“我”有半点不从。
在这两部小说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两位寡母制定规矩制度的出发点并非理智。
不论是曹七巧还是《月牙儿》中的母亲，她们都带着强烈的偏激制定了这一类系列规矩制度，而事实上这些严苛的规矩制度并未使子女的生活过得更好。
裹了小脚的长安终生未嫁，“我”终究未能在被称为“爸爸”的陌生人那里做片刻女儿。
主导子女婚事
在对待子女婚姻问题上，父亲是理性思维的代表，母亲是感性思维的代表，唯有二者的结合才能让这一事关子女一生幸福的决定少留下点遗憾。
但由于父亲角色的缺席导致寡母同时扮演着父亲的角色，试图在子女的婚姻问题上掌握绝对的控制权。
最极端的莫过于曹七巧。
女儿长安30岁未出嫁，好不容易与留德回来的童世昉一见钟情，为了给童世昉留下好印象，长安很早以前就戒了大烟，但童世昉与曹七巧见面时，曹七巧却诬陷长安一直在抽大烟，童世昉因此被吓跑了。
想当年曹七巧的哥嫂就是因为贪恋金钱才将她嫁进姜家，这是她一切不幸的开始，自己没有得到的幸福自己女儿也别想得到。
儿子长白到了结婚的年纪却日日跟着叔叔逛窑子，曹七巧这才着急了，忙给他张罗了芝寿这门婚事。
然而婚后的长白却整夜整夜被曹七巧叫去服侍她抽大烟，还变相地从长白嘴里套他和芝寿的隐私。
由于情欲长期得不到满足，曹七巧把长白既当儿子养，也当丈夫养，她不允许任何女人以任何方式将儿子抢走。
媳妇被亲妈逼死后，长白再不敢去，整日晃荡在窑子，但曹七巧的目的达到了。
这种“恋子”情绪将儿子、女儿紧紧地捆绑在自己身边永远陪伴着她。
一个人的不幸固然难捱，但一群人的孤独就是狂欢。
二、男性角色缺席导致其丧失话语权
男性决定权被寡母剥夺
曹七巧的丈夫、“我”的父亲，始终都处于“失语”状态，身体的残缺导致了他们精神的涣散。
“我”的父亲就给“我”的印象就是那块坟、那个装着父亲尸骨的“木匣子”，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关于父亲的描述，也没有留下任何叮嘱。
因而长大后的“我”为了填饱肚子，干起了母亲的行当——当暗娼。
女人的职业是世袭的，是专门的。——《月牙儿》
不妨大胆猜测一下，但凡“我”的父亲临终前向“我”交代过余生要怎么走，“我”也不至于走上这条不归路。
“我”走上母亲的老路时，母亲并没有问“我”为什么不继续读书，她选择了默许，在她意识里这是填饱肚子的最好方式。
子女对父亲身份的淡漠
与《月牙儿》中的“我”相比，长安、长白足够幸运，他们最起码有父亲。
但巧的是，我们也没有从《金锁记》中发现长安、长白父亲的只言片语。
他的失声意味着更多的话语权被曹七巧所拥有，然而一个人话语权的丧失也是其地位的下沉。
长安、长白对待父亲如同陌生人一般。
如果说曹七巧对丈夫如此冷漠源自于丈夫“无能”，但孩子们对于父亲的冷漠则更多的是来自于母亲对父亲态度。
三、男性角色缺席的原因
旧时代女性的社会地位
旧时代的家庭分工较为明确：男主外、女主内，然而现实中这样的界限并不绝对明确化。
太多的女人的状况是干完家务后还得背着孩子下地帮丈夫干活，丈夫则相反，干完农活回家后还觉得自己功不可没。
而这源自于旧时代男女社会地位的悬殊，女人社会地位的低下使其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但是这些责任和义务却被男权主义主导下的男性作家巧妙地屏蔽。
随着时代的进步，类似于老舍等真正体恤女性生存状态的作家逐渐登上历史舞台，为女性发声。
作家“恋母”情结对其创作的影响
郁达夫曾说：“小说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种刻意将男性处理为“失语”状态的做法来源于作家童年时候的阴影。
张爱玲的父亲吃喝嫖赌，在张爱玲很小时便和妻子离婚了。长大后的张爱玲还去美国投奔过自己的母亲，但是看母亲已经组建了新的家庭，她又默默离开了。
母亲身上敢爱敢恨的进步思想让张爱玲羡慕不已，她一直以母亲为榜样。所以在其小说中，曹七巧虽然倾慕于小叔子姜季泽，但在拆穿小叔子图谋不轨后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撕破脸皮。
而对于男性角色的诋毁则来自于小时候对于父亲的恨意。
张爱玲曾在自传性散文《私语》中记录17岁那年，因与继母发生矛盾而被父亲打断腿、关进黑屋子长达半年之久。
所以在张爱玲心中，父亲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
《月牙儿》中母亲在走上“暗娼”之路之前，一直靠洗工人们的硬邦邦的臭袜子补贴家用，然而虽然足够勤奋但仅靠这点微博的收入依旧无法养活娘儿俩。
老舍3岁丧父，母亲一人将其拉扯大，洗臭袜子是母亲经常干的事情。
因而在两位作家心目中，母亲才是顶梁柱，是至关重要的存在。
对于目前的肯定与依赖是他们有意隐去男性角色的原因。
就像天上只有一轮月亮，正如张爱玲和老舍心中也只有母亲这一个角色。
写在最后
《金锁记》和《月牙儿》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月亮”这一意象。
我又看见月牙儿了，带着点寒气的一钩儿浅金……多少次了，它带着种种不同的感情……它唤醒了我的记忆，像一阵晚风吹破一朵欲睡的花。——《月牙儿》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金锁记》
月亮作为天下苍生的见证者，冰冷地记载着旧时代冰冷的社会场景。
所幸的是，我们何其幸福，生在最好的时代，做着最美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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