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是个掺杂着幻想的东西，时间越久真实的成分就越容易挥发，它慢慢变成你想像的样子。那天是下雨刮风还是日丽风清，是蠢怂糗怪还是聪勇俊爽，都不重要了，你说他是东就是东，说他是西便是西。姜文也说:“回忆并不是真实的样子，而应该是你想象的样子，一个寒冬的晴天，只要你光着膀子，身上撒上点儿水，我就可以说这是夏天，即使树上光秃秃没有叶子。”
因此，我要写的往事，你也不要较真它真不真实，因为它很有可能不真实，最起码不完全真实。
我要从无数个相似场景中摘出一个场景作为开始，或者把无数个场景组合来说……
天热的出奇，七八岁的我躺在里间的床上，渐渐醒来，如果母亲没在屋里，我就会伸长耳朵去听天井里的动静，如果长达半分钟没有什么声响，我就会气运丹田高声呼啸:“妈～～”，这时如果母亲听到，会立即回应一声，我就安心的继续躺着了，如果喊上数声都没有回应，我便开始变得焦躁不安并马上下床搜遍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倘若母亲果真不在家，那只能趴在大铁门上嚎啕大哭了，领居家的嫂嫂或三婶子听见了，便会过来跟我说:“恁妈上了哪哪哪，一会儿就回来了。”我也就被安抚了下来。印象中，母亲经常是在大清晨的时候玩失踪，多半是趁着我还未醒，天还清凉，去地里拔草或者打药去了。此时我确定妈妈在天井里，因为我听到了脚步声和舀水声。
长满椰子树的浅蓝色窗帘并没有挡住多少光线，帘缝间透进的耀眼光芒把屋子里的浮尘击打的躁动不安，我盯着这数不清的浮尘目不转睛，偶尔吹一口气，让他们更加凌乱。突然听到妈妈在天井里压水，想到井水的清凉，我似飞般跑了出去，抢过压井兴奋地说:“我来压。”妈妈是在洗衣服，我故意每次提压杆的时候用力急提，这样水就会从皮垫与井筒边缘高高的挤出，溅的到处都是，溅到脸上，溅到脚上，清凉无敌。
我是三天前得知父亲要从大连回家来的，大连不是什么特殊的地方，它只是父亲打工的一个城市，也是我从小知晓的最遥远的城市。父亲那一辈人，有一大批在年轻的时候选择外出打工，去哪个城市就称呼为“闯某某”，比如闯青岛，闯东北，闯大连。他们并不是一年到头在外地，农忙的时候总是要回家的。这种半工半农的生存方式慢慢变成了农村的主流。这甚至变成了人们对一个家庭多方面解读的标准。比如谁在外边挣钱多，这个男人就有能为；谁在农忙时及时回家，这个男人就顾家。但我的父亲不属于以上两类人，对父亲下这样的定论是在我长大以后的判断。小的时候对父亲的感觉是单纯的，我盼望着父亲的每次回家，也对母亲对父亲的责骂置若罔闻。
父亲最初闯的青岛，家里相框上还有一张父亲和几个同龄在青岛海边的合影，父亲站在最左边，一只手掐腰，一只手搭在旁边人的肩头，合身的装扮显得身材高瘦，一头浓密的自来卷，看起来还挺时髦。父亲闯青岛的经历说来真是可笑，他们是在工厂搬摞密度板材，头一天干的很是起劲，慢慢的第二天第三天，爸爸就开始了所谓的瞅门道，钻空子，拖奸耍滑，再后来便是被工长发现并责罚。再后来好像钱都没拿到，于是父亲愤而离去，并仅依此事件断定青岛的人坏，坑人。而大连就不一样了，自从去了大连以后，每每回来，说的最多的句式就是排比句:“城市里怎样怎样，咱庄户地里怎样怎样……”永远也对比不完。小时候觉得城市真好，等我长大了才发现父亲对大连的认知和对青岛认知如出一辙，充满局限性和偏见，以致后来父亲再说起城市云云，我便非常不耐烦。
按以往的时间，大概上午十一点半父亲就该到家了，但今天却迟了些，没赶上一起吃午饭。
午饭炖的是一锅芸豆土豆，用柴火炖出的菜是个难忘的记忆点，它夹杂着一丝燎烟味，有时会飞进几片锅底的炉灰，有时会掉进几根小麦或花生的桔梗，这便是绝好的调料。如果父亲按时到家的话，午饭可能会多两根火腿肠，一包葱伴侣，这几乎是父亲每年必带回的东西，那时的烟台客车流氓行径强制消费，这些便是父亲被迫买来的，除非真的饥饿难当，否则父亲是不会在路上吃掉它们的。
下午一点钟，太阳似乎也吃饱似的，变得尤为兴奋，阳光扎的地面滋滋作响。我在屋子里把吃完的几个果冻壳倒过来扣在桌子上，撑起一点缝隙，便做成了诱捕苍蝇的陷阱。苍蝇闻着果冻的味道慢慢的靠近，根本不加警觉的钻了进去，这时，我就迅速把果冻壳压住，这只苍蝇便也就命不久矣了。大约抓了六只的时候，我那只长在胡同里的耳朵听到了期久的咳嗽声，还管什么苍蝇蚊子？我要去给我父亲开门去了。
父亲还是那身行头，宽松的西裤下笼罩着一双乌黑的皮鞋，军队的半袖衬衫得体的穿在身上，似乎有一只圆珠笔夹在左胸的口袋里，或许没有，但我想说成有。左手里的大行李包是我最期待的，右手拿着的可能是两个白色乳胶漆桶，或者一只旧尼龙袋子。父亲看到我迎了出来，却故意明知顾问的说:“志强，你怎么知道我到了的？”进了胡同就开始佯咳嗽，这不是你惯用的伎俩吗？哈哈。
母亲看到父亲回来的反应就没有我那么强烈，很平常的笑笑说:“怎么今天回来的晚？锅里还有菜。”这种态度反而成了我对大人这个物种的第一认识，他们处事不惊，诸事如常。
父亲吃饭的时候，我便在旁边翻他的行李包，除了几件父亲的衣服外，里面有一只钢笔，一瓶驼牌蓝墨水，三只毛笔，一大张中国地图，两罐美年达，十本故事会，很多页剪报，一个鞋子玩具，两台录音机，一件我可以穿的T恤，三两件妈妈可以穿的毛衣，还有一大包核桃，四只大苹果梨。你可能会问这得是多大的行李包啊，不大，500*300*200的尺寸，以上的物品是分多次带回家的，我在此一并列举出来而已。
你可以看得出，我父亲带给我的东西大多和文学有关，故事会大概是我幼时的第一读物，估计那时全村只有我有故事会；在大家都还用铅笔和圆珠笔芯写字的时候，我就有了字帖和钢笔；在大家只能骑大人的大金鹿自行车的时候，我就有了一辆白色儿童自行车；在大家都还穿松紧带束腰的裤子的时候，我就有了小皮腰带，甚至在大家手里只有一块不知从哪儿拆下来的喇叭当磁铁玩的时候，我就有一块大大的方形磁铁，每次用磁铁从沙堆里收集黑色铁末，我都是收集最多的那个。
看得出父亲带给我很多优越感，即使这些没有一件是父亲花钱买的。但这就是那时的状况，城市人丢弃的纸箱，就是农村人的宝盒。
父亲这次回家是为了收小麦、种玉米。花生是我妈自己种完的，我充当了累赘和小帮手的角色。印象中，我们村的田地有这些名字:南湖，下河，南小岭子，南坉，岭那坡，后老林，北岭等。那年的小麦是种在南坉和后老林了，两块地加起来可能都不到一亩吧。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就去收小麦了，农村管去田里干活叫做上坡，之所以出门这么早是因为清晨凉快，南坉就在我家前边不远处，路也好走，父亲把拖拉机开到地头上，这时要站在地头望一会儿庄稼的，这时人会显得很高大，很富有。父亲象征性的找了找两边的志石，意在不要割错别人家的麦子，其实不找志石也能知道哪里是自己家的，母亲就通过数稷子的方式来找的。
这块地的稷子是东西向的，父亲母亲先从东头开始割，因为东头靠大路，割完好往外背。我在地里扮演喝水吃甜瓜撒尿的角色，偶尔会帮着搬几捆小麦。
不到一亩地的麦子割了两天半结束了，接下来就是到麦场排队打麦子。我家的麦场在爷爷家西边，大约是晚上的时候打麦机才排到我家，于是从爷爷家扯电出来，接上两盏灯照着忙活起来，按理说新打的麦子不能捂了，但是大晚上的也没法在场里晾了，于是装到袋子里拉回了家。
虽然割小麦我帮不上什么忙，但接下来晒小麦我的用处就大了，在场里晒小麦要防偷防畜防下雨，并且还要时常翻着点。大人还要准备在收完的麦地里种玉米，小孩儿就成了麦场里的主力军。你可能会问，小孩不用上学吗？农村的小学是放麦假的，因为老师也要忙各家的农活的。
这时我应该在麦场里光着脚翻麦子，用脚把地上的麦子搂成日本的枯山水一样，耧完一遍后，我可能在观察地上的蚂蚁，也可能在吃着龙葵。小时候有种玩具，外形是一直大象，象鼻口朝上，把一只小球放在鼻孔处，然后从尾巴吹气，小球就会悬浮起来，记得我们经常比赛看谁的球悬浮时间长。其实用麦秆和龙葵果也可以这样玩，找一根粗一点的麦秆，用指甲截取合适的长度，然后把一端劈开几道往外折一下，为的是能够都兜住龙葵果，因为麦秆是直的，所以玩起来的时候总要面朝青天的，你的视野里只有蓝色的天空下悬在黄色麦秆上的紫色龙葵果，现在想来其实挺美。
夏日昼长夜短，下午七点钟天还是亮的，这时我在卖场里撑着袋口，父亲用木锨把小麦装起来，再过一会儿，我就坐在父亲开的拖拉机上回家了。母亲已经做好了饭菜，小时候的我吃起饭来很不正经，父亲为了哄着我多吃点饭，出进了花招，比如对对联，我如果对不上来就得罚吃一口饭；或者指定主题编顺口溜，或者成语接龙。这个办法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加，威力日渐消逝，到后来我直接不欲理会了。但父亲还是发现了我吃饭的规律，那就是每顿只吃一碗菜，于是父亲把我的小碗改成了大碗，真是让我哭笑不得。
饭后的时间基本是听我父亲嘚吧嘚，之所以用嘚吧嘚这个略显贬义的说法，是因为我极其厌恶父亲与人沟通的方式。我家堂屋靠北墙自西往东依此摆着大衣橱，菜橱，大桌子，大桌子，大椅子，饭后的父亲便坐在这张大椅子上，这似乎是他的专座，即使是有人到我家玩，他也不和大家坐在一起，而是坐在这张大椅子上，似乎坐在这里以凸显其主人的地位一样。
接下来说说父亲的说话方式，那就是不管别人说得什么话题，只要被他接过话茬，别人便甭想再插上半句嘴。跟我交流时也不例外。至此我已记不清当晚说了些什么，但当时的感受却隐隐在心。别人插不上嘴并不是因为父亲说话不停顿，他也停顿，只是他的停顿并不是要让你接话。这时只要你一开口，他马上又开始嘚吧嘚一句，然后停顿，你又要开口，他立刻又用更高的嗓门嘚吧嘚了，如此反复几次，你也就不爱再跟他叨叨了，甚至懒得听他叨叨了。我在他这种不公平的沟通施压下，变得不爱说话，不管他说什么我都回一句“嗯”，这甚至影响了我的性格，以至于到现在我跟人交流的时候也很少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只是应和一下他人。上高中的时候，有时给父亲打电话也是很少说话，父亲说什么我都只是应和一声“嗯”，有几次父亲开我玩笑说“嘴真拙，不管什么事就只会说嗯。”我也反问过父亲:“你有没觉得你和人沟通的方式有问题啊？我每次刚想张嘴说什么都被你打断，我还懒得说什么呢？”可笑的是父亲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那样子的，并且从来没有改变他的说话方式。
等麦子晒干了，玉米种完了，地瓜秧上了，父亲就要准备回大连了，我不自觉的写下了“回大连”而不是“去大连”，可能是因为我潜意识下觉得大连才是父亲的家，而大河东村的农活只是去帮一下忙而已。
父亲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母亲会煮上十来个鸡蛋，叠一些煎饼，大水杯里装满水，把父亲的行李包重新塞满。等天一亮，父亲要骑车带着母亲到十五里远的镇上国道边去拦到烟台的客车，等父亲上了车，母亲再把自行车骑回来。我不知道母亲回来的路上心情是怎样的，这个回家待了十来天的男人是谁？是丈夫吗？他又为什么总是匆匆离去？
父亲这一走，可能要等到玉米和地瓜成熟了才会再回来，也或许回来，这就是我在开头时说他不顾家的原因了，他不回来并不是因为别的，而只是因为路途遥远，回来一趟不容易，来回路费六百多。这确实算是事实，家里那点庄稼也不值那些钱。但农民种地仅仅是因为钱吗？你把地荒在哪里，村里还不得笑话死你啊，或许勤劳才是种地的原因，不为生计。
父亲回大连后，玉米和地瓜接下来的活便都是母亲一个人的了，浇水，苗肥，打药，间苗，补苗，除草……
农村女人的不易，你是否可见一斑了呢？
父亲如果承受住了母亲电话里的责骂，到了秋收的时候便真的不回来了。母亲看着无法完成的农活，又气又急。她经常在干活的时候咬着牙根气愤的说“我恨不得把恁爸爸撕吧的焦咕黏，真是恨得我牙都卷了刃。”我印象中有很多次，邻居或亲戚实在不忍心我母亲一个人受累，便会抽出空来帮忙。有一年是我西邻家的哥哥嫂嫂帮着把地里的花生拉回了家，为此我还在初中的一次考试时，以这件事写了篇《邻里间》的作文；有一年，是我婶子等一些和我母亲比较要好的人来我家，以串门闲聊的名义剥完了玉米；有一年是我二舅白天干完自家的活，晚上又来帮忙收的岭那坡的花生；有一年我母亲被逼的学会了开拖拉机；有一年我也学会了开拖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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