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那泪水浸泡的记忆

过年，那泪水浸泡的记忆             

踏进腊月，中国传统的最重要的佳节——大年临近了。老伴在張罗置办年货的时候，又讲起五十年前的一个春节……

那是1967年，文革开始后的第二年，我和她还不认识，但同在成都一家国有大型军工企业上班。

那年春节，她回重庆合川家中过年，不仅父亲和姐姐正被批斗，而且她家还莫名其妙地被怀疑转移李井泉的“黑材料”，令她终身难忘。

她父亲在位于重庆合川的重庆第四棉纺厂发电车间当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想当然就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每天到厂里接受造反派的“批斗”，戴着插有稻草的纸糊高帽子，脖子上挂着大牌子，跪在高台上“交代问题”。

父亲是江苏扬州人，十几岁就从家里出来，到卢作孚的民生长江轮船公司做学徒，学烧锅炉。抗战爆发后，他又跑到重庆合川豫丰纱厂（重棉四厂）烧发电锅炉，解放后当了车间领导。 父亲在旧社会吃尽苦，从心里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感谢共产党，兢兢业业工作，怎么会遭到“批斗”呢？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始终坚持没有问题可“交代”，这自然挨了“造反派”不少拳脚。

姐姐是厂党委书记秘书，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先进青年，也没有逃脱被批斗的厄运。重庆“造反派”曾揪起她的头发往地上摁，她强忍疼痛，以沉默对抗。

父亲每天回到家一言不发，母亲含泪为他擦洗粘在棉大衣前后的贴大字报的糨糊。全家人战战兢兢，都担心父亲想不开寻短见，晚上很早关门闭户，围坐在他的身旁，想方设法宽慰开导他。

“文革”开始后，“造反派”抄她家時，发现写字台上有一张印有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出访印尼照片的报纸，像捞到一根“稻草”，就把“家里藏有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照片”列为一大罪状，当时她非常气愤，与“造反派”据理力争，被母亲强行阻止。

她家被抄后，母亲再不整理房间，过年也无心收拾打扫，家中毫无过年气氛。 此时此景，家人谁还有心思买年货，吃团圆饭啊！

除夕夜，窗外的鞭炮声此起彼伏，邻里的欢声笑语接连不断，而他家却以泪洗面，全家人沉浸在无限的悲愤之中。

大年初一，又发生一件让全家人担惊受怕的事。她家隔壁来了一位重庆轻工局的亲戚，邻居房间小住不下，母亲好心让这位邻居亲戚住到她家。父亲得知此事后，对母亲大发雷霆：“你没脑子呀，在这个时候让这个人住家里就是好心办坏事，非惹火烧身不可！”

果不其然，“造反派”闻讯赶到她家，查封了她的提包，并指着她的鼻子，警告她不准转移李井泉的“黑材料”。

李井泉当时被打成“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反派”逻辑是： 李井泉夫人肖里是四川省轻工厅领导，重庆轻工局属四川轻工厅管辖，重棉四厂是重庆轻工局下属单位，而她父亲是重棉四厂“走资派”，重庆轻工局的人住进她家，那么李井泉的“黑材料”就完全可能从这个渠道转移，必须要堵住这条路。

现在听起来，“造反派”的逻辑推理让人啼笑皆非，但那个年代确是十分“认真严肃”的。

在悲切凄惨的气氛中，她终于熬过了大年。离家回成都那天，天空下起雨来，为了赶汽车，她凌晨三点多起来，跑到“造反派”家，敲醒睡梦中的“造反派”，叫他启封提包，只听屋里大吼道：

“不检查了，你走吧！”

“今天你必须检查，我不能背转移李井泉‘黑材料'的黑锅！”

“造反派”无可奈何，冒雨前往她家，连看都不看一眼，撕掉提包上的封条，很不耐烦地走了。

她看着造反派紧裹棉大衣的身影，消失在阴冷的夜幕中，心里油然升起一丝快慰。

她顶住春寒料峭的凄风苦雨，急匆匆地赶到长途汽车站，路上还跌一跤，提包和衣服上全是泥水，一进候车室便扑到座椅上大哭起来，几天来的委屈和泪水一股脑地倾泻出来……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转瞬半个世纪过去了，岳父和“造反派”早已去了天国；历经52个春夏秋冬的风霜雨雪，那浸泡记忆的泪水业已风干。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今天，老伴儿说起这段往事平静而淡然，似乎在讲述一个不该发生的历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