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不妒留莺住，犹为扶持着意吹

东风不妒留莺住，犹为扶持着意吹

——杨联陞与胡适

蒋力 

1944 年，30岁的杨联陞已基本完成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学业， 感于包括胡适在内的师长们的关怀，他写了一首《咏柳》小诗 ：

才染鹅黄已有丝，

渐看浓绿傍堤垂。

东风不妒留莺住，

犹为扶持着意吹。

三个月后，6月29日，胡适先生有一信给杨联陞，信中说： “北大近来不敢多约人，正因为前途无把握，故怯于‘自媒’。等到‘春心动’时，往往太迟了！戏就您的《柳》诗，略换几个字， 寄我解嘲之意”：

喜见新黄到嫩丝，

悬知浓绿傍堤垂。

虽然不是家园柳，

一样风流系我思。

时隔 30 多年后，杨联陞在北京和我们讲起这段往事时，依然能清晰地背诵出胡适先生的诗。那天他兴致甚浓，还当场画了一小幅山水画，画面的主体内容就是柳树。在画的右上角，他题写了这首《咏柳》诗。

▲ 杨联陞先生

杨联陞和胡适先生保持了近 20 年的通信交往，晚年时(1976)，他把身边所存二人所有的通信复印了两套，各送给台湾的胡适纪念馆和他的学生余英时。余英时后来写了一篇长序，连同这些信件，一并交由台湾联经出版，这就是《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后有安徽教育出版社的引进版)。曾任胡适纪念馆馆长的陶英惠先生有长文专记胡适与杨联陞。余英时说过，胡适和杨联陞“特别投缘，而且知识上的趣味也最为接近。他们都喜欢历史考据，都好研究中文的文法和语法，尤其是都爱写诗。这些共同兴趣很早便使他们俩人的交情进入了不拘形迹的境地”。在笔者看来，仅从诗的角度，也足以呈现他们二人的师友关系。

……

胡适与杨联陞20年通信更主要的内容，是“论学”。严格讲，以一个“论”字来概括胡、杨通信，似还不够准确，他们相互之间，除了论，还有问，还有汇报，问和汇报都是相互的，不分少长的。论、问、汇报之外，还有治学上的推助和商榷。关于《水经注》版本的讨论，是他们通信中的一大类内容。在持续多年的通信中，可以看到杨联陞为胡适先生节译的日本学者森鹿三的《关于戴震之水经注校定》一文，看到他抄录的梁启超《戴氏书目考》中关于《水经注》的全文。然此学过于专深，笔者也未见得能理解多少，愿从中勾出一些与论学有关亦有点意思的事例。

杨联陞的博士论文是《晋书·食货志译注》，由魏楷(J.R. Ware)教授指导，1945年冬提交。其引言《晋代经济史释论》于1946年在魏楷教授主编的《哈佛亚洲学报》刊发。1983年由台湾学者陈国栋教授译为中文，收入联经出版的《国史探微》一书。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杨联陞致胡适先生的第一封信，写于 1943年10月26日。在那封信里，他就曾谈到学位论文的事 ：

有时候想起自己的论文，系里的规定是以翻译为主。可是很难找适当的材料。想译《宋史·食货志》的一部分，全译太长又似乎没有意思。您想自汉至宋的史料之中，有什么相当重要而不甚难译又不甚长的东西吗？(比方《徽宗记》，要译注好了很有意思，可是似乎头绪太纷繁了。)

胡适10月27日答复 ：

我偶然想起《颜氏家训》，此书较可合你提出的三项条件。我常觉得此书最可以表现中国士大夫在那个时代的生活状态，故是重要史料。其文字比《人物志》容易翻译多了。其地位够得上一部“中古的 Classic”。版本、注释，也都够用。你以为如何？

杨联陞11月1日复信说：

《颜氏家训》我也想过。不过听说燕大的博晨光(Porter)先生(哲学系的)已经由中国同学帮忙把全书译出来了。虽然没发表，不能知道好到什么程度，暂时似乎还是别作重复的工作。好在我不忙。“德文”大关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儿过得去，您以后也许会想到别的著作(而且《家训》论文字声韵的部分也比较难译好)。

一年后的1944年9月14日，杨联陞忽然想起一段简短而自成片断的文字，就是《晋书·食货志》。他信告胡适先生：

同魏楷(论文指导教授)和叶理绥(哈燕社社长)商量，都觉得还可以，暂时就算定了。译注之外，加一两章引论，讲《晋书》本身同几个经济史上的重要问题，大约不至于超过三百页。学社只希望能有一篇像样的文章可以充《哈佛亚洲学报》的篇幅，并不要什么大书巨著，我想一年之内应该可以完成。

1945年6月28日，他信告胡适先生，论文已经完成。原以为一两章的引论，最后写了四章。

1945年，杨联陞看过台湾学者劳榦的《居延汉简考释》一文后，觉得他关于钱谷方面讲得太少，遂成一小文。7月，完成后寄给了胡适先生。他说，这是第一次用先生的稿纸写文章。一年后，他据借到的《流沙坠简》又增补了一些资料，9月6日重录后，当夜就给胡适先生写了信，连同改过的这篇文章，再寄胡适先生，希望能找个地方发表。1950年7月，该文刊于《国学季刊》七卷一号，题为《汉代丁中、廪给、米粟、大小石之制》。后成为《杨联陞论文集》的第一篇。

▲ 杨联陞与胡适1956年的论学书信

杨联陞在美国早期的论文和书评写作，几乎都向胡适先生汇报，有单印本时，他也会寄去一份请胡适先生指教。……1952年9月24日，杨联陞寄上新出版的《中国货币和信贷小史》一册，胡适先生回信时说：

此书我一定细读，这是很好的著作。

1953年5月28日，胡适先生在信中提到 ：

新到了《傅孟真先生集》六部，每部六大册，你如要一部，我可以奉赠，乞告知。(你能为写一 Review 更好。)

6月13日，胡适先生函曰：

《孟真遗集》，若能得你绍介，作一书评，最佳。但不必急急。此书似值得一篇从容介绍。(错字不少，甚可惜。书有两种纸印，一种用报纸，你得的是用较好纸印的。)

该年12月出版的《哈佛亚洲学报》十六卷三、四合期，刊出了杨联陞的书评。1954年10月，杨联陞寄上薮内清等合著《天工开物研究》书评单印本。看过书评，胡适先生自己也买了一部《天工开物》，还买了一部日文旧版。11月 26日信中，杨联陞告诉胡适先生 ：

这两天读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册导论，略看一遍，好处不少，也有荒谬处，预备写一书评。

12月14 日信又告 ：

李约瑟接受唯物史观，似无可疑。但我不预备在第一册书评中多辩论，只指出他的立场就算了。等他第二册关于思想的及第七册关于社会经济背景的出书之后，再多说几句。——因为现在要说他“唯物”，他也许会说他也“唯心”，那就纠缠不清了。

这封信的同时，还寄上了白乐日译《隋书·食货志》书评和前几年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小史》书评单印本。12月8日，寄上评马伯乐《西陲文书》、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引论》、马斐里克主持翻译的《管子》经济思想三篇书评的单印本。1955年2月2日，寄上《〈水经注〉里的北部印度》书评稿。

1956年7月初，杨联陞到伦敦参加亚洲史学史讨论会，会后住剑桥，查阅剑桥大学所藏怡和洋行的中文档案，还会晤了郑德坤、陈西滢、西门·华德(人称“老西门”)、李约瑟等学人。7月26日杨联陞给胡适先生写信道 ：

李约瑟因为我对他第一册书的书评，挑错太多，不甚高兴，但仍谈话，又在剑桥开车载我出游一次，并请吃茶，郑德坤说，可算coldpeace。第二册刚出来，听说其中颇有怪论，只好接着再评吧。

8月10日信曰 ：

这两天正看李约瑟的第二册大书，主要是科学思想史，他倒真是很认真地写作。其中可取的话不少(有很多事根据前人及时贤的)。荒谬浅陋之处也有。我这次在英国，同他讲了“冷和”(实则本无“冷战”)，这次评第二本，倒有些难于措辞。一般言之，先秦一段还好(老子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无字用侯外庐谬说， Waley谈及此时大笑)，王充也讲得精彩，术数太简略，佛教对科学思想的影响一段也欠高明(他自己承认不喜欢佛教)。恐怕是把佛教与随佛教而输入之其他印度思想与技术(如医术)分得太清的毛病。

……

论学的同时，胡、杨二人的通信中还能见到他们为中国学人赴美访学所做出的努力。譬如，台湾学者劳榦的赴美，几乎就是在胡适先生的指点下，由杨联陞牵线，才得以成行的。督办劳榦赴美的进程中，杨在信中还向胡适先生咨询“董彦老来美事您有消息否？”董彦老指的是董作宾先生，字彦堂，甲骨学专家，当时的台湾大学教授。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在史语所工作时，董作宾先生即因学术成就和为人谦虚诚恳而受到尊重。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回忆说 ：

中央研究院的人常常称什么老什么的，可是我们没有叫过济老(引者按 ：指时任史语所主任的李济先生)，因为他做学生起头认识的，所以叫济之叫惯了，对他太太叫大李太太，因为还有一个方桂太太叫小李太太。对董先生则就叫彦老。

可见“彦老”这一称呼由来已久。1942年，董作宾先生将他的数幅甲骨文作品赠送哈佛燕京社。杨联陞在哈佛看到了这批甲骨文，意识到其独特的历史和学术价值，用英文撰写了《十例甲骨文及董作宾、中央研究院的简历、笔记和引言》，刊于1948年11月出版的《哈佛亚洲学报》十一卷(后收入《汉学散策》一书)。董作宾感动于杨联陞的传译之功，以他独擅之甲骨文书法，书写了一副自撰的对联，答谢杨联陞 ：

立德立言立功 史考古今文传十甲

多才多艺多识 学贯中外用足三冬

对联作“绿字金地”，据董作宾先生的友人钱存训教授说，因在美不易装裱，所以董舍弃宣纸，备了各种颜色的图画纸和金纸色的广告纸，用各种颜色的画料书写，常以之赠人。胡适先生说，从太平洋到大西洋，几乎没有一位中国朋友或在美的中国学者家中没有董作宾的甲骨文书法的。

1955年年末，朱家骅、李济两先生以“中研院”的名义为胡适先生六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征稿，杨联陞认为这是义不容辞的事，只是一时很难找到适当的题目。他翻阅自己的卡片箱，找出1941年看《道藏》的笔记，感觉其中有一个题目似乎还值得作，主要材料是《玄都律》和《老君音诵诫经》，他想为后者做一篇略释。他在12月10日的信中将这个想法告诉胡适先生，先生回信表示特别赞成，还提到近日购得影印本《碛砂藏》一部五九一册并目录两册。买到宋朝最后刻的一部大藏，适之先生有如得到一件圣诞礼物，使他废寝忘食。杨联陞也为先生高兴，并说检阅此书必有不少心得，将来写成文字，希望能交给《清华学报》发表。1956年初，胡适先生用三个月时间写出《丁文江传记》，还没顾上松口气，就赶紧给友人写信。在给杨联陞的信中，他提到赵元任先生来信问 ：晋以后人，单名加“之”字属于什么词性？由此，展开了赵、胡、杨三人之间关于人名与“之”、“也”的一番通信讨论。

……

1957 年，杨联陞撰文《老君音诵诫经校释——略论南北朝时代的道教清整运动》，刊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庆祝胡适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病后初愈的胡适先生，于 4月 18日收到论文集上册，读完杨联陞的文章后，即于 4月 20 日给杨一信 ：“你的引论与校释里有许多绝好的道教史料，使我很得益处。”随后又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且持续写了好几封信。

这一年，客居纽约的胡适想到了自己的身后之事。他请律师到场，签写了他修改的遗嘱，其中第四条写道 ：“请求而非指定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教授与台湾大学的毛子水教授两人中的存在者，依他们认为合适的方法，安排我的手稿与文件的保管、编辑与出版。”

5月27日，杨联陞在致胡适先生的信中，谈了自己对处理胡先生“遗稿”的态度 ：

您修改“遗嘱”，授权毛子水先生同我处理您将来的“遗稿”。这是一件大事，我不敢不从命。您在前些年早就同我说过 ：学生整理先生的文稿，不可贪多，而收录未定之稿，或先生自己以为不应收存之稿。但这里实在需要很大的判断能力。我觉得编辑人决定不收入“全集”的文稿，也该有个目录， 附在集后，并说明不收之故（例如“未定稿”），如未刊行，并应说手稿保存在何处。我觉得“刊布”与“保存”是两回事。即便刊行“全集”，也应该有些选择(例如先生关于一个问题，曾起草过两次稿子，自然以后稿为定，前稿只供校勘之用)，若为纪念，则片纸只字，都可能有人要保存，那就只好各行其是了。

是年末，胡适先生被推举(其实是官方指定)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因身体及其他原因，1958年4月他才离开纽约，从旧金山飞赴台北。夏天又回到纽约。1959年7月，胡适先生主持的院士选举会推选出新一届的院士，杨联陞名列其中。7月7日， 他给杨联陞发了电报，通知他当选院士。8月22、23日，他俩在纽约两次见面。

7月12日，杨联陞在致胡适先生的信中谈过他对“中研院” 机制改进的一些建议后，说到刚开过的一个讨论会上，想起“力使历史观”一词(心物皆力，以力假仁，以德行人，德亦是力)。知道此事近于“玄”，自己的物理学知识也不够，就写了首打油诗：

斯世共宇宙，孰非力所使。

大道判阴阳，万物纷迎拒。

相刃复相靡，头白心不死。

观人亦自观，似若见真理。

跳荡本双丸，闹攘徒群蚁。

天上有行云，原不碍流水。

▲ 胡适致杨联陞函

……

1962年2月7日，杨联陞给胡适先生写信，对自己不能到台湾参加院士会议一事表示歉意，并作了解释——主要是筹备3、4月间去法国和美国的讲学。他没有料到，就在2月24日院士会议第一天，胡适先生猝死于会场。当日，杨联陞作书友人 ： 

今晨有友人从无线广播得悉，胡适之先生以心脏病在台北逝世。老成凋谢，学术界领袖更难得其人矣。弟周前作书(谢不能来开院士会)告知胡先生此次恐不能来台请安，亦未知竟得鉴及否也……

……

1965年，胡适先生去世后，定居台湾的胡适夫人江冬秀决定影印适之先生全部未刊手稿，杨联陞受嘱撰写了《胡适手稿》序。序中提到：

胡先生生前有两次对我说：学生替先生编订诗文遗集，要用自己的判断力，该收的收，该去的去，不要把随便什么东西都收进去。……胡先生逝世后，我自然应当帮助想想怎样整理他的遗著。我想起胡先生生前的话，觉得很为难，因为实在不容易实行。……在台北的胡先生的朋友和学生都极重求真，不肯轻易删节移动原稿。求真最好的办法，自然是影印原稿，可以看出胡先生工作的历程，思索的路线，以及他保存自己著作的习惯。还能看到他在旧稿上批注，改正自己的错误。

1975年12月1日，杨联陞致函时任台湾“中研院”院长钱思亮先生，表示了打算把一批胡适书信捐给胡适纪念馆：

晚学于周前检出胡适之先生在一九四四年以后十余年间寄晚学之信数十封，共一百六七十页，正请哈燕社汉和图书馆代制Xerox副本，希望数日内可以作好，拟请英时兄带上一份，请院长带回南港，转赠纪念馆收存。此等函件，多数讨论文史，原可公开，但亦涉及当时缩照影印我国善本书之计划(进行不甚顺利)，又提及国内学者有需要“美援”情形，在今日发表，似不相宜，敬请转告纪念馆不必影印流布。此外，应尚有十数封(其关于自搏自扑之信，已在晚学补论中印布)一时不易搜齐(因与其他师友函件混在一起)，将来再复制补寄(信中处处可见胡先生奖掖后进之深情，故原信仍拟由晚学保存，以为个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