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传之途也是振兴之途，到张旭他毕生最耀眼的业绩是狂草。
狂草与今草的外在区别之一是看字与字之间连不连。与孙过庭的今草相比，张旭版满篇文字联动起来了。这不难做到，难的是必须为这种满篇联动找到充分的内在理由。
这一点也是狂潮成败的最终关键。从明清乃至当今，都能看到有些草书频繁相连，却找不到相连的内在理由，变成了为联而联，如冬日枯藤反觉碍眼，张旭为字与字之间的联动创造了最佳理由，那就是发掘内在的生命力量并释放出来。
这种释放出来的力量孤独而强大，寻范又破范，醉加失意，近似尼采描写的酒神精神，凭着这种酒神精神，张旭把毛笔当作了踉跄醉步，摇摇晃晃，手舞足蹈，体态潇洒，精力充沛的让所有的动作一气合成。然后掷杯而笑，酣然入梦。
张旭不知道他的这种醉不也正是大唐的美学脚步，他把那个时代的酒神精神用笔墨画了出来，于是立即引起共鸣。
尤其是很多唐代诗人从张旭的笔墨中找到了自己，因此心旌摇曳，纷纷亲近。
在唐代，如果说楷书更近朝廷，那么狂草更近诗人。李白为张旭写诗：
楚人每道张旭奇，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邦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两追随。
杜甫也在诗中说，张旭乃是草圣，挥毫落纸如云烟。
由此可见，张旭的那笔狂草真把唐诗的天地搅动了。
唐代草书当然还要说说怀素。
这位出生于长沙的僧人是玄奘大师的门生，他学书法非常勤奋。我们历来喜欢说的那些故事，例如，把用秃的毛笔堆起来埋在山下，成为笔塚。为了在芭蕉叶上练字，居然在寺庙四周种了百棵芭蕉等等，都是在说他。
他比张旭晚了半个世纪，在他与张旭之间，伟大的颜真卿起到了连接作用和缔结作用。张旭教过颜真卿，而颜真卿又教过怀素，这一下我们就知道他的辈分了。
李白写诗颂赞张旭时，那是在赞颂一位长者，但他看到的怀素却是一位比自己小30几岁的少年僧人，因此他又写诗：少年僧人号怀树，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冥鱼，笔锋杀尽中山兔。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牛，侃侃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
怀素的酒量比张旭更大，僧人饮酒，唐代不多拘泥，即便狂饮怀素，也以自己的书法提供了理由。
一般都说怀素以《圣母贴》为最，而余秋雨则认为第一位《自序帖》，第二为《苦笋贴》，第三为《食鱼贴》，第四才是《圣母贴》。
就像中国文化中的很多领域一样，唐代一过，气象大减。这在书法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
书法家当然还会层出不穷，而且往往是书运越衰，书家越多。这是因为文化之衰，首先表现为巨匠寥落，因此也就失去了重心，失去了向往，失去了等级，失去了裁断。于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而且猴子总比老虎活跃得多，热闹得多，也许老虎还在确认，却在一片哀啼声中躲在山洞里不敢出来。时间一长，自信渐失，虎威全无。
最具美学概括力的乃是文脉，笔势，时气，诗魂。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书法的灵魂是在唐代已经终结，以后当然还会有漫长的延续。不少人物和笔墨也可能风行一时，站在整体气象上，与魏晋至唐代的辉煌岁月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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