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首先是一个交换中的问题，利益权衡的交换，一般的具体的价值体系，是抽象价值取向的基础。抽象价值时常从各方面干扰具体价值的定位，也就是经济政策和价值观的作用。但是，离开了具体价值中枢，价值观就会跟现实价值规律错位，形成冲突。所以，具体价值体系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价值观则是上层建筑的内容。
具体的价值体系，有个价值中枢，比如农耕文明的价值中枢和工业文明的价值中枢，二者差别就巨大。农耕文明价值中枢是粮食布匹等为中枢，社会化生产的农耕文明价值体系，同样是粮食核心的价值中枢，虽然用金银作为货币核心，而粮食布匹等是作为价值基准，锚定了价值交换。农耕文明中，手工业作坊，都只能依附农耕价值中枢为参考标。到了工业文明时代，微小的差别，就冲击了农耕文明中的手工业体系，效率和成本，脱离了农耕体系，出现了社会化生产，粮食布匹锚定，就无法支撑工业价值交换。对比农耕时代的手工业作坊，工业体系扩张了价值体系，古老的旧有的工艺以及观念，都在工业体系里落后破产，工业体系逐渐独立形成价值体系以及价值中枢。企业或工厂或生产组织，构成了工业社会的经济基础，这时候，生产单位组织也相当于某种产品。
工业文明的价值体系，资本这种以货币值为计量值的东西，就是其基本存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工业体系的价值中枢，劳动技能和农耕文明体系不同，价值体系架构从生存必需品升级到社会体系效率的资本化运作，从西方大炮打中国社会体系的过程看，武器工业对冷兵器封闭社会体系的碾压，以及工业品对中国社会的冲击，我们可以看到，生产力的作用，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重新审视历史，我们会发现大秦统一中国的深层次原因。对文明的认知，我们会有新发现，那就是分封到系统化的郡县制，实质是价值体系的力量，系统力价值中枢，对应社会化大生产，生产力释放和生产关系进化，虽然早熟二千年，但是那种生产关系的价值选择，依然强横。然而，维持系统化社会生产关系进步的价值体系，大秦没有建立，而且之后为没有建立起来，系统化只能在上层建筑的构建中，例如制度的价值建构，和价值中枢。
欧洲工业革命，资本化生产体系的建构，社会系统化性质摆脱了个人生命极限，股份制诞生，社会系统化性质更加明显，这种融合了私有性的客观生产关系，自然进化出了适合生产力发展和释放的形态。欧洲雇佣制度的延伸，生产关系形成雇佣链，因此总是强调所谓契约，资本家不再是私有封建主为终端，而且资本归属链，复杂的雇佣关系，构成生产关系。这种价值体系导致了欧洲文明的政府也成为了雇佣，私有制的制度性质凸现出内在的张力。
雇佣关系，作为一种交换关系，有一定的价值体系作为支撑，原始的资本价值体系中，生产关系中的不公平，导致社会生产与消费脱节，这种脱节是封建主制度价值体系崩溃后的惯性。初期的资本价值体系碾压原始的封建奴隶制，导致工业化生产与消费分裂，产品价值远大于消费价值，也就是大多数人的劳动收入，不能满足生产产品价格分布的消费分配，甚至劳动收入不能满足生活基本的需要，于是就产生经济危机，生产不能继续而市场萧条，形成恶性循环。这种经济危机的核心，就是马克思资本论里论述的“剩余价值”观点，其实质是交换过程中，劳动力价值交换小于劳动力成本价值，劳动者生活成本远高于收入。这样以来，动态结果就是价值体系分裂，产品不能转化为市场交换的商品而消费卖出，价值交换不能维持。这是一种逻辑的必然，资本价值体系的核心就是在于价值交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商业。商业的价值，跟工业化生产的价值交换过程一样，就是商品的市场交易所。通过完整的生产与消费的价值交换过程，会产生基本的价值中枢，那个价值中枢就是资本市场和期货期权市场，资本市场是上层建筑里的经济基础；而期货期权也是经济基础里的上层建筑，价值中枢的作用可以稳定的指导市场行为。资本市场的价值交换基准定位，直接标示社会财富增量预期，所以被称之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而期货期权则指示生产与消费过程的供需交换波动。
价值中枢对社会经济的支撑作用，从历史可以看出，农耕文明的价值中枢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以粮食为基准的价值标准，成为郡县制下农耕文明的价值中枢，这跟分封制土地占有价值中枢有了巨大的进步。从东周列国分封的井田制土地价值中枢，到大秦的郡县制农耕粮食单位价值中枢，社会化生产与消费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性质变化，中国社会进入系统化制度的阶段，系统有其价值中枢核心，农耕粮食单位价值中枢基准，围绕吃的生存基础展开，逻辑上必然压倒性的碾压分封制土地价值中枢的体系，这就是系统化集体对阵分封封建主的关系，经济承受力，远大于封建主。秦始皇统一中国列国，经济实力是其根本的保证，而价值观选择，也是其核心内涵，秦制强大的系统生命力延续二千多年，其制度有优势在于价值观的中枢，但是农耕文明的自给自足形成的封闭，生产关系的固化，也会严重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
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封闭环构成自洽，内在的经济运行生产与消费还有剩余，这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系统，但是中国历史上这种农耕文明总是遭遇治乱循环，总在遭遇经济危机和自然灾害，导致朝代更替又从头再来。经济危机和自然灾害导致经济生产与消费脱节，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没什么不同，价值体系内在的逻辑导致制度价值崩溃，这是生产关系问题，生产力发展受到抑制，随着人口增长以及财富分配不能满足最低生活保障，经济危机同样在农耕社会里爆发。
中国古代农耕文明体系的经济危机，生产力遭受自然灾害后，经济平衡被打破，于是生产关系就无法维持原有的生产秩序，于是有了系统赈灾。自洽的农耕价值体系，赈灾之后恢复原有的生产关系，于是社会经济再次趋向平衡。农耕社会粮食为基准价值定位，其他利益都是以粮食为基础计算，这样耕地就成为了核心问题，满清开荒扩展耕地，就是用发展生产的方式增加了粮食产量。因此增加了社会财富总量，作为粮食价值中枢定位，首先保证了人口的繁荣，市场总量得以提升，这时候的工商业都依附于这种粮食价值中枢定位，桑蚕织茶以及手工业，都是锦上添花的价值蓄水池作用。生产力发展层次，手工业进步虽然缓慢，但是，非农的价值生产，其效率是大于农业生产的，生产关系决定了生产力发展，技术作为生产力的核心，受到生产关系的制约。技术的承载是人，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的现实条件，都在生产关系的网格内，因此，价值观的主导，是社会制度决定的。生产力的具体价值，只能是适合现实生产关系，而不是反过来。
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物理性质的结论，而现实条件中，生产力发展需要合适的基础条件，这个条件就是生产与消费的财富分布现实。所谓公平与效率，人的基本需要。生产力发展并不是想发展就发展了的，需要在生产关系内的“生产力”自洽。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走了几万年，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走了几千年，而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走了几百年。质变发生在秦制的诞生，社会系统化体制，经过了二千年进步，自然进步是先秦时期，系统化进步是近代，资本主义诞生，系统化生产力发展，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跟脱离时代超前的秦制不同。资本主义诞生标志着生产力主导系统力，深入生产关系内涵里，这种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筛选，首先是价值观的选择。资本主义诞生的时候，自然筛选的价值观是物理性质的存在，资本家对利益利润的追求索取。中欧对比，我们会发现二者价值观本质的区别，中国郡县制系统文化，价值观带着系统属性，可持续性作为价值观首先，这是系统自洽的本性；欧洲分封制习惯下，掠夺或游牧民族特征的抢掠价值观则为其基本特征，借助宗教的社会系统属性维持社会系统化价值观，这样以来欧洲就形成了经济价值观和社会系统价值观二套系统，宗教之间夹杂利益，互相冲突不断。分封制分裂的局部和个体私有为核心的价值观跟宗教束缚产生了激烈冲突，这种冲突的本质是价值观选择的内在矛盾，欧洲对资本主义兴起的矛盾，采取的是回避，所谓慈善施舍补充。由此可以看出，中欧之间的本质差异。
中国古代郡县制主体系统制度，经济危机中的黄金白银货币有极限，就是现在有些人的忽悠的货币封顶不能超发的道理一样，黄金白银流进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和国库就会空虚没钱，由此导致社会生产与消费脱节，虽然农耕时代自给自足，但是当货币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后，社会经济活动流通货币会严重缺乏，国库也会逐渐枯竭，社会矛盾一会越来越激烈，每个朝代“末期”经济危机景象，是其社会系统崩溃的根本原因，生产力增量，会引发货币封顶导致的危机，因此宋明都有纸钞代银现象产生，这种资本主义萌芽都毁灭于落后民族入主中原，甚是可惜。为什么纸钞传入欧洲，引发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内敛和外掠不同导致的，内敛经济危机系统衰弱，野蛮人乘机入侵掠抢，社会系统崩溃瓦解，发展中断；外掠则相反，经济危机则向外抢掠，促进生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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