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幸福和幸福感的讨论成为当代中国普遍关注的话题。政府关注他，因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奋斗目标，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有钱人讨论他，“我成功了，可是我为什么依旧不快乐呢？”不仅如此，经济学家研究它，人文学者关心他，各种媒体自然不会放过被如此热议的题材，普通老百姓也少不了被参与是否幸福之类的调查，常常面对“你幸福吗？”这样的问题，他甚至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关注的问题，也是国外的媒体和学术机构关注的对象。
当代中国人是否幸福，这似乎已经不只是我们自己的事了，而是一个全球性的事件。外国人为什么也关注我们是否幸福？我们的目光大多聚焦在我们究竟是否幸福，幸福的程度怎么样？让我们先通过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到底什么是幸福，也就是所谓的幸福观了。
讨论幸福，我们也不能忽视它的反面。我们有痛苦，有焦虑，有纠结，有苦恼，这些困扰我们的问题也是我们定义幸福的重要的角度。人类知道如何趋利避害，这是我们的本能。当然我们这样说不是意味着从前我们就从未关注过这样的话题，实际上幸福一直是也仍将是人类投注相当热情思考的问题。历史上它是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文学家，艺术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们经常思索探讨的对象，也引发着每一个时代对他的不懈求索。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中，许多西方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都对幸福作出了独特的理解和判断。
我们在这里大致可以概括为理性主义的幸福观，感性主义的幸福观，基督教的幸福观以及功利主义的幸福观，这四种基本的形态。比如我们所熟知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就是典型的理性主义幸福观的代表人物。
什么是理性的幸福呢？就是它强调人的精神快乐和理性的能力，认为人的幸福必须在理性的指导下才能实现。或者说就像亚里士多德最著名的那句“幸福是合乎德性”的生活。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一个人的品德和行为必须接受理性的指导，德行就是幸福，他们一致反对把感官的享受当作幸福的那种观点。
与理性主义相对的就是感性主义的幸福观了。这种感性体现在他主张肉体的快乐，感官的满足。爱尔维修说“肉体的感受性乃是人的唯一动力”。费尔巴哈更把享乐主义的幸福观发展到了某种极致：“我欲故我在”也就是满足生物本身的欲望。这种欲望非常的原始，也非常的强大，我们无法忽略它的存在。
基督教认为世俗的幸福是徒劳的，只有在天堂里的幸福才是永恒的。后来伏尔泰为首的自由主义者提出，幸福是生命的权利，天堂即是我所在之处，这也是对传统宗教和等级制度的挑战。
穆勒说过这样一句话：“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比做一个满足的猪要好得多。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要比做一个傻子好的多。”这是一种把幸福和快乐的质和量都做出了一个区分。他们认为人应当追求最强烈，最持久，最确实，最广泛和最合算的快乐，这是最高的快乐，同时呢还应当考虑幸福普及的人数，受益的人越多越好，所以应当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也是典型的功利主义的幸福观的表达方式。
当然幸福观的发展中绝不仅仅只有这四种观点，尼采啊罗素啊等等，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幸福观。
比如说尼采就认为幸福和不幸是一对孪生子，他们一起成长，而苦难才是我们真正的老师。寻找幸福则常常让我们进入了错误的领地。罗素的幸福观则更加积极一些，他说“真正的幸福总是伴随着充分发挥自身的才能来改变世界”。从他们两人的幸福观，我们就不难猜出为什么罗素如此讨厌尼采了，以至于愿意在他自己的著作当中花费极重的笔墨去书写对尼采的不满和厌恶。
中国古人也不乏对幸福的精辟的阐述，比如老子说：“知足知足，长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知足常乐，王阳明说：“吾性自足，不假外物”，那就是说我的内心感到非常的满足，不需要假借外在的事物。
还有庄子和惠子关于幸福的著名的辩论，庄子说： “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反问道：“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也？”看来幸福这事儿，真的只有自己说了算。
那么到了当今社会，幸福已经变成一种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准之一了，当我们的物质得到极大丰富的同时，幸福观，幸福感，幸福力都被人们提上了议程。上个世纪70年代，不丹首先提出了GNH即“国民幸福指数”，而联合国也在2005年起开始发布全球的幸福指数。我们一直认为随着物质的丰富和生活水平的提升，我们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幸福，然而幸福感却没能够像我们预料的那样和经济水平同步增长。
因此在二战以后，美国经济的黄金时期，自1960年开始人均GDP增长了三倍，但是幸福指数却停滞不前。日本在二战以后也经历了高速发展，但是调查发现在过去的30年当中，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并没有实质的提升。
幸福感的体验往往是多个维度的交融，我们不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只经历幸福而毫无痛苦，而快乐的体验也不仅仅是当下，还包括你对未来的希望和担忧。所以我们会发现，在欧洲一些幸福指数很高的国家，自杀率也很高。而有的调查甚至发现印度贫民区里的女性主观的幸福感高于华尔街的银行家们。
国民幸福指数也许不能真正表达出我们每个个体的幸福感，但是它揭示的是国家进步的真正意义。有一句话说，GDP衡量的是我们奔跑的速度，而国民幸福指数则衡量着我们为什么要奔跑。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人均寿命，教育程度，医疗环境，贫富差距，环境的可持续性等参数来衡量国民幸福指数。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们把人均GDP3000美元当作是一个坎，一旦超过了这个坎，幸福感和收入的正比关系就开始产生变化了。
2017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了8000美金，所以呢我们似乎也在经历着一些相似的过程，就像美国在1960年以后，或者是日本在1980年以后所经历的那样。我们也可以预见到，当我们所在的社会急剧变化的时候，会发生很多的事情。一方面是物质的繁荣，另一方面人们容易沉迷于物质，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感下降，环境污染竞争压力大增，还有就是我们的欲望越来越多了。
我曾经采访过另外一位诺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教授，他认为这样急剧的社会变化会让我们中间产生所谓的胜利者和失败者。那些未能取胜以及未能像别人一样得到显着提升的人，常常会觉得自己很失败，产生非常大的沮丧。总体上来说，卡尼曼教授把这些因素归结到一个原则，即憎恶失败。
因为我们人比起好的变化的感受，我们对于坏的变化的感受更加敏锐，所以他认为政府和社会有责任去减少痛苦，而无法保障每一个个体的幸福。就像在美国的宪法中，也把追求幸福当做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而不是保证幸福本身。
另外呢就还有代际之间的差异了，不同年龄层的人的境遇也会因为年龄的大小而变得更好，或者是更糟，这种影响也是很大的。 在很多的社会情形之下，快速的变化对于老年人不利，因而会招致老年人的不满。但是从个体的角度而言，老年人又常常比年轻人感到幸福，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已经比较稳定，而且对于幸福到底是什么看得更加清楚了。
所以我们说当整个社会迅速的向前奔跑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幸福体验实际上在被分化。当我们从个人的角度来谈论幸福的时候，它不仅仅是我们的一种体验，他和我们的健康和寿命都是分不开的。数据显示，那些快乐和幸福感更强的人倾向于活得更久，活的更健康，同时呢幸福感也影响着我们的工作。
幸福感更高的人往往是工作效率和业绩更好的人。我认识一位来自香港的厨神戴龙先生，他就说他要确保厨房里每一个人都是快乐的，才能够保证做出的饭菜是最好吃的。你看人的快乐情绪有时候对我们做出来的饭菜都有影响了。而当一个企业的领导陷入到焦虑，痛苦，困惑的不幸状态的时候，他所带领的团队也会或多或少的受到他的情绪的影响。
而在家庭关系当中，个体的幸福感更是影响到整个家庭的幸福。我们常常讨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男女朋友之间的关系等等。
同时女性往往是家庭情感的中枢。我开玩笑说，一个家里如果女人开心了，并不能保证其他的家庭成员个个开心，但是如果这个女人不开心了，可以保证这个家里人人都不会太开心。
我们注意到父母的情感模式对下一代有着深远的影响。原生家庭这个词在我们的探讨过程中会被不断的提及，而现在呢很多家庭的年轻父母没有时间照料孩子，许多家庭呈现出隔代抚养的状态，这样一来，祖辈的情感模式也会对孙辈产生深远的影响。你看我们对幸福的理解是多么的多元，它又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而且与我们周围的人和社会环境都有关联。
我们人人都想结识幸福，但是我们真的了解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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