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

我们经常会在网络上看到或者听到“公知”一词，感觉很茫然，不是这些公知们到底是何方神圣，他们经常从事哪些方面的活动？深入研究，方知公知原来颇有来历。

什么是公知？

顾名思义，公知就是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统称。时下有一种观点，认为公知是一个贬义词，似乎是对某个群体的嘲讽，甚至会连带对他们学术观点的否定。广义的公知这个词应该是中性的，不带立场。判断的标准看他们所表达的观点和立场，是爱国贼还与恨国党，抑或只是一些纯粹学术派。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对信息的获取是很不对称的，大部分人都处在信息比较闭塞的孤岛，只有少数人能够通过比较便捷的途径先人一步洞察先机。或者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某个领域的专业人士，他们一是由于职业的敏感性，二是具有专业方面的知识，三是有独特的判断力，所以他们对公共事件往往拿捏得比较准，分析的也比较透彻。所以他们能够在很多公共领域充当代言人的角色，或者作为某些公共事件解读的权威人士。这样一来，公知们便拥有了一部分忠实的听众，他们的形象也逐渐确立起来。

公知们通常都具有较高的学历，这毋庸置疑，很多还都某个领域的专家，长期从事相关工作，或者进行专门的研究。他们在自己的领域有先天的资源优势，本身具有一定的权威，通过无数次公开活动，俘获了一大批追随者，同时扩大了社会影响力。

公知其实并不是什么新兴人类，而是早已有之，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承担着不同的历史使命。我们历史上最著名的公知莫过于世所公认的“万世师表”孔夫子。

公知是中性的

世界上本没有公知，抛头露面做演讲的次数多了，也便成了公知。不按照学术或者ZZ立场去给公知定位，一概而论将他们一棍子打倒，无异于耍流氓。就我们今天所知的，很多旗帜鲜明反对公知，批判公知的学者，自己也无形中充当了公知的角色而浑然不觉。如果是自我批评和揭露，这样做的勇气可嘉，但理性不足，值得商榷。

公知们大致有三类，极左的那种才是我们口诛笔伐，共同声讨的对象，如高某松，知名作家方某等这些人。而很多的公知在社会信息的传播，公共事件的解读，公共知识的普及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同样可以被称之为公知，他们是正能量的公知，是深受大众喜爱的公知，如著名的学者金灿荣，张维为，陈平等。作为研究型学者，他们本身就是政府部门的智囊，而今也都成为非常有影响力的公知，批驳了西方的歪理与谬论，传播了正能量。还有一些公知以普及公共知识为己任的自由型学者，在公共活动中名利双收，但他们没有鲜明的ZZ立场，像易中天，于丹，陈果等。

不管是哪一类的公知，凡是经常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以讲解学术，传播知识为目的的学者都可以被认定为公知，而不能狭隘地认为只有那些走左倾路线才有资格获得公知的“雅号”。学者们走出象牙塔，面向广大听众开坛说法，一是传播知识，开悟众生；二是争夺话语权，抢占舆论高地；三是吸引人气，增加个人曝光率，提升自己的名气；四是其他目的。

悉数那些广为人知的公知们

人们一提起公知，往往想到的是那些恨国党，当然也不是说他们完全不爱国，但是他们爱国的方式可能不容易为广大群众接受，而被认为是恨国党。这些人包括童某焕，任某强，司某南，高某松，作家方某，打假人士方某子等。表面上他们忧国忧民，为民请命，经常将自己在媒体下曝光，宣扬的观点多是看空国家，贬低国家，极力唱衰国家，宣传负面的东西，感觉国家的发展，国家的政策，传统的文化等等方面都让他们很失望。他们希望东方大国能走西方式的“民主”路线，鼓吹西方，跪舔丑国，宣扬普世价值，为西方文化摇旗呐喊。还有一些公知，表面上也是爱国的，因为他们长期接受西式教育，他们的思想倾向于西方，他们试图用西式理论改造东方大国，让东方大国成为西方的附庸国，譬如茅某轼，吴某琏，郎某平等这些经济学家。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一批爱国贼，包括张维为，金灿荣，金一南，张召忠，戴旭，陈平，郑强，胡锡进等等一大批。这些爱国公知们阵容还是蛮强大，实力也非常强悍，个个都来头不小。爱国贼们对国家的评价都是比较正面，积极的，他们肯定国家的进步，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同时，他们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主思想，也有过深入的研究，在公开的场所揭露西方的虚伪价值观，积极捍卫本民族的文化传统。

譬如，“政委”金灿荣是做国际关系研究的，出访国外百多次，曾经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出现在丑国的大学讲堂，丑国到访过几十次，所以他底气十足地解读中丑关系及东西方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差异。金一南的父亲就是开国功勋，金将军是红二代，金将军的演讲充满爱国激情，处处维护国家利益。张维为，陈平，郑强也都是大学教授，学者型的，为传播正能量，揭露西方的虚伪本质一直在斗争。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因为说东方大国需要将核武器增加到1000枚，一下收获了大量的人气。这些公知们在“今日头条”等流量媒体上十分活跃，影响力巨大。

另外就是像易中天，于丹，陈果等这些没有明显立场的公知，他（她）们主要是进行知识的传播与解读，建立自己的人脉圈子。

国学盛行的当下，也使得一大批大师或者伪大师脱颖而出，像翟鸿燊，王东岳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国学大师。特别是王东岳先生讲国学博大精深，旁征博引，随手拈来，非常精彩。但也有人质疑他的某些观点不够严谨，缺乏科学依据，有些只是凭借自己的想象和推理而做出判断，可信度要打折扣。

还有一种公知，也是不带ZZ立场的，用专业的知识解析社会事件，如时寒冰，牛刀等著名的评论家。

公知产生的必然性

我们知道，当今世界第一强国是丑国，丑国不但有强大的科技，军事，经济和金融，也掌握着世界的话语权。丑国文化就是丑国的软实力，它无时无刻不在向世界渗透，影响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可以说，哪里被丑国舆论掌控了，哪里就会出现动荡不安，甚至可能发生“颜色革命”。同时，丑国操控世界舆论的能力世界一流，比如特没谱发个Twitter，不到一天，全世界都知道，比咱们的CCTV厉害太多。甚至，特没谱说新冠病毒是“东方大国病毒”，不断向东方大国甩锅，泼污水。很多西方人都跟着起哄，他们根本不明真相，不辨是非，也纷纷向东方大国问责，甚至索赔等等。小品里赵本山能将范伟忽悠成瘸子，但他的演技在特没谱面前是小巫见大巫，根本不值一提。在西方政客们的忽悠下，民众烧毁5G基站，摘下口罩聚会等反智的行为随时都可能发生。由此可见，舆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战斗工具。我们的爱国公知们站出来为广大网民传道解惑，就是为了让大家认清帝国主义虚伪的本质，不要受到西方舆论的忽悠（从这次抗击疫情中，孰高孰低，一目了然），让更多的人认清真实的西方，与国家保持高度一致，全身心投入到国家建设中。

而现在一大批爱国公知的出现，与其说是为了解读社会事件，澄清是非，传达正能量，倒不如说是争夺话语权，抢占舆论高地。

公知首先要有良知，公德心，需要与时俱进。

公知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过去因为人们获得知识的渠道较窄，信息严重不对称，左派公知们用他们掌握的话语权操纵舆论，甚至可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现在的资讯越来越发达，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多种多样，也非常及时。而且，公众的辨识能力也越来越强，公知们的地位受到了质疑和挑战。人们在接受知识或信息的同时，并不是单纯接受，而是会有自己的判断和分析。

譬如复旦大学的陈果的哲学课本来非常受欢迎，但因为有一次演讲中将“耄耋”读成了“毛志（音）”而跌下神坛，后来甚至在北大的演讲中被学生们轰下讲台。在“百家讲坛”讲国学而大红大紫的于丹也被轰过，她被认为不适宜出现在“昆剧”的场合。著名军事评论家张召忠因为预测海湾战争出糗，获得了“战略忽悠局长”的雅称。

经济学家郎某平更是备受争议。郎某平在学术上是悲观的，一直都在唱衰东方大国。郎因为曾经给“金某财行”站台做宣传捞金，后来金某财行事发，轰然倒塌，郎某平受到投资人的围堵。另外一件让人诟病的就是他与某个空姐之间的绯闻，也是让人大跌眼镜。几次负面事件的叠加，郎的人设一度倒塌，公信力显著下降。

当今社会资讯高度发达，人们的学识和思想觉悟普遍提高，知识与资讯已经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逐渐成为大众的“日用消费品”。由此可见，一夜成名，一战成为网红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就连过去被捧上神坛的公知，也已经不是那么好混了。公知们不但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知识，补充能量，更应该有一颗客观，公正的“公德心”，为社会国家和人民多做点积极，正面的宣传，解读，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否则，被轰下台事小，被钉上“耻辱柱”就是一辈子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