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转向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的深入，思考的对象从世界过渡到我，从外在走向内心，也就是说，内在主观成为判定标准。
十七世纪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十八世纪的我感觉故我知道何为实在，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人们正在从外部真理的研究，转向对内心自我的探求。
举欧洲盛行的教会为例，以圣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教会内部一直存在着神秘主义，即信仰来自内在体验，来自神启，无需仪式或经典以外求。这个群体在教会内部小众，并受到教会统治阶级的猜忌，但由于其带领者往往名望极大，这一团体始终不曾消失。
十八世纪初，以马丁路德和卫斯理为代表的教会人士发动新教福音派觉醒运动。这是主体性转向的一个关键转折时期。
卢梭在认识并了解教会改革时，就对信仰加尔文教的日内瓦大加称赞。同时，他认为，有一种庞大的智性意志推动自然界，并且这种意志是“仁慈”的，祂不可被感知、不可被理解。他相信人类具有超越被动感知的能力，因此“良心”也是切实存在的，而影响他的一本很重要的著作就是《爱弥儿》
《爱弥儿》来自一个萨瓦省教师的自述，对教育乌托邦有着奠基作用。文章强调人类理性的不足与渺小，提出理性乃是迷茫之源，人类想要认知世界、寻求指导，就应当求助内在之光，这样即使犯错也是他自己的错，藉此社会败坏就可以被抵制。
日后的康德也深受这些思想影响，决心为科学建立哲学基础。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他试图说明人类心识构建自身经验的过程中，我们是个能动的主体而非被动的接收者，他很不喜欢大卫休谟的经验主义，他认为因果并非由有规律的感官刺激形成，而是由心识主动构建而成的。而所谓心识先于感官经验，是先验的，是理性所无法理解分析的。
由此可以得出，所谓的世界，是人类心识构建的表象世界，人类可以组织感觉经验，却始终无法超越，即人类无法认识物自体。但人类可以通过理性，侧面找到“上帝、自由、永生”等概念的迹象。
因此，只有当理性思考自身时，人性中最重要的成分才得到实现，人类才从经验中解脱出来。
看到这里，我们可以说，正是主体性转向，点燃了个体自由的星星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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