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原名张瑛，1920年九月末出生在上海静安区，原籍河北省唐山市，此时是民国八年。
张爱玲和弟弟从小就过继给了大伯家里，两个人管父母叫二叔，二婶，后来也不改口。张爱玲对亲情有自觉地疏离感。
张的父亲是典型的遗少作风，捧歌女，抽大烟。母亲是清末南京黄军门的女儿，接受西方教育，是民国女权战士，美丽，裹着小脚也要滑雪，穿大脚高跟鞋往鞋里塞棉花，也要出去社交，后来还结交了张大千等一众艺术家好友。因为观念不和在张爱玲四岁那年母亲黄逸梵以小姑留学需要监护人为由去了欧洲，一直到张爱玲16岁才回来。
张爱玲的身世高贵众所周知，但五四之后，前朝的事就不怎么提了，张家也一样，张爱玲小时候很少听到关于祖父的事，只是后来长大了一些，识了字又听家里人不提姓名的说过几句，才隐隐了解一些，那时《孽海花》刚出版，张的弟弟拿给她看说：“说是爷爷在里头。”她便一边细细地看，一边找找姓名音同字不同的。渐渐看懂了些，张爱玲对祖父的态度与父亲不同，在后来的《对照记》、《小团圆》里头她都写过：
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1921年九月末，张家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抓周仪式，一周岁的张爱玲循例在漆盘中挑选一件东西，以卜未来志向，小张爱玲抓的是钱——一个小金镑。
后来张爱玲在散文《童言无忌》里写道：
一学会拜金主义这个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小苦虽然经历到一些，和人家真吃过的苦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
张爱玲被父亲囚禁又逃出的时候，她给了拉她的车夫一枚金戒指作为报酬，她爱钱但并不吝啬，她只是把钱当成了钱。
九岁那年张爱玲对以后要去当画家还是音乐家犹豫不决，后来，她看了一部关于穷困画家的影片后，大哭一场，决心要做一个在华丽剧场演奏的钢琴家。
初中的时候张爱玲画了漫画投稿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漫画刊登，张爱玲有了五块钱稿费，家人认为第一笔稿费应该留作纪念，至少也应该买本字典，张爱玲立刻去买了一根小号的丹琪口红。
之后，张爱玲写了第一篇正式的，有结局的小说：表妹和男朋友散步偶遇表姐，将男朋友介绍给表姐后酿成了三角恋爱的悲剧，最后表妹投水自杀。值得注意的是，在结尾，张爱玲写表妹投水自杀，是一个人买了去杭州的火车票，跑到西湖投水的。家里人说结尾写的不好，没有人会专门坐火车跑去西湖自杀，张爱玲为西湖的诗意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
母亲黄逸梵从欧洲回来便与丈夫离了婚，与张的姑姑一同在法租借里租房子住，张爱玲两头跑。后来张的父亲再婚，娶了个与他志同道合的旧式女子，两人一起在鸦片榻上吞云吐雾，一起痛骂时局。
张爱玲看不起父亲那里的一切，但她小心翼翼地隐藏着那一份看不起，而对母亲，只剩下生疏。
张的继母孙用藩系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女儿，与他父亲张廷重结婚时已经三十岁了，在出嫁前是上海名媛圈的风云人物。后因迷恋一男子，但此君并没有跟他结婚的意思，情窦初开的少女就此给耽误了，后来嫁给张廷重做了继室，也算是下嫁了。
张对这个精明能干吞云吐雾的继母打心底里瞧不上，再加上继母的种种讨好：叫娘家与张同龄的姐妹陪伴她，张本就是个细腻敏感且不善交际的人，将她放在这么一群人中间，叫她好不舒服。将旧衣服改改给张穿，这又恰恰刺痛了张的自尊心，更是叫张爱玲与她疏离。
那时，张家已经不富裕了，在张爱玲就读的圣母利亚女校——一所女子贵族学校，她穿的是后母的旧衣服，她的自尊心躲在旧的，不合身的袍子里，暗暗发誓，以后我一定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张对衣服有执念，也是从此开始。她曾说：
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有西方作家（是萧伯纳么？）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从小生活在姐姐的光环下，虽封建家庭重男轻女，但他还是被忽视的那个。他在继母那里得到了一点关注，他便跟继母要好，和父亲、继母乖巧地坐在鸦片榻上，看他们吞云吐雾，在张爱玲看来仿佛他们三个才是一家人。哪怕他偷偷在废支票上练习签名被继母发现告诉张廷重，为此在饭桌上挨了一耳光，也饭后却若无其事的玩皮球。掉眼泪的却是张爱玲她发誓要报仇----为他不成器的弟弟。
张爱玲与父亲决裂也是因为继母，此时张已经初中毕业，闲在家里，她想去英国读书，父亲不肯。母亲便商量着帮她出国，她经常去母亲和三姑那里，每次去时向父亲汇报，当着继母的面不好说去母亲那里总要抬出三姑来，继母心里不满，又不好发作。
机会来了，恰逢日军轰炸，张爱玲母亲叫张与她同住舅舅在法租借的房子，那天继母不在，她与父亲打了声招呼便去了。等第二日轰炸结束回家，继母上来便是一巴掌，责怪她晚上在别处留宿有伤风化，也不与她招呼。还跑上去告诉她父亲张廷重张爱玲打她，张廷重对着张爱玲不分青红皂白便是一顿打。后来被父亲关在死过丫头的阁楼里，生了病。
在自传小说里，张爱玲写，她打了我，还诬告我打人。在散文里张爱玲回忆“我本能地要还手，被两个老妈子拦住了。”挨了打还没还手，张爱玲气死了。她知道父亲不会拿她怎样，顶多关个几年，可几年之后，她就不是她了。
她要逃，她暗中观察守卫换岗的时间，又发现因为她生病，守卫疏忽，换岗时大门是开着的，她等身体体力恢复一些了，在隆冬的夜晚：
“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路上没有人，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开了门，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
张爱玲终于逃了出来，后来描写这一时刻，她说，每一个脚步声都是一个响亮的吻，张爱玲彻底脱离了父亲的家。不久她便把被软禁的经过用英文写成文章，发表在他父亲订阅每天阅读的《大美晚报》上。编辑给文章起了一个动听的名字：“What a life，that a girl’s life！”
张爱玲的童年并不快乐，令她逃离又令她怀念。在后来记忆中的点点滴滴：难过的，让人揪心的让笑僵在脸上的时刻，精于算计又可怜的亲戚，父亲的姨太太们，烟雾朦胧的鸦片榻，绣着花鸟的，真丝的屏风，都被她剪辑成了黑白片段，然后重新着了色偷偷塞进小说里。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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