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朝代，骂皇帝是个技术活，骂的时候要小心翼翼，讲究言辞。在明朝，言论还是较为自由的，骂皇帝在这时候是个体力活，只要你敢骂，用什么词汇去骂都成。
明神宗朱翊钧当政的期间，就被言官们骂得体无完肤，言官们什么话难听就骂什么，毫不留情面。神宗简直是中国历史上被言官们骂得最惨的皇帝。
明神宗
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一个正七品的官员，他任职一年多，在朝堂上只见过神宗三次面，就开骂了。他给万历皇帝写了篇《酒色财气四箴疏》：“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痛斥万历皇帝“贪酒”“好色”“爱财”“暴虐”等等，总之没一句好话。万历皇帝看到奏折之后，火冒三丈，隔了十天，找来他的老师，当时的首辅大臣申时行，他要发发牢骚，这个七品芝麻官都骂到头上来了，这还了得！
申时行是一个正人君子，他对神宗不理朝政和无限期停止经筵、日讲的行为早就不满，心里觉得这个雒于仁干得漂亮。于是对万历皇帝说：“这个《酒色财气四箴疏》：不可发到外面去，恐怕外面的人会认为疏中所言都是真的，请陛下宽容臣等，待臣传谕大理寺卿让雒于仁辞职就是。”万历皇帝总算是消了一点气，心想算了，老子不理你，老子就当没听见（奏章留中），这总可以了吧。可能申时行后来跟雒于仁打过招呼，说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你干脆辞职避世得了，剩下的事我来搞定。雒于仁可能也是对万历有点失望，过几日称病辞职，万历皇帝顺水推舟将其官职罢免，让他做了个平民。
雒于仁（网络资料图）
御史冯从吾这个人是个品格高尚的政治家，也是个赫赫有名的文学家、教育家。他在很不合当的一个时机把万历皇帝臭骂了一番。
万历二十年（1592）正月，适逢仁寿太后寿辰，皇帝的生母过生日，大臣们个个都送些赞美的祝福辞疏，冯从吾却呈上了一份《请修朝政疏》：“陛下郊庙不亲，朝讲不御，章奏留中不发。试观戊子以前，四裔效顺，海不扬波；己丑以后，南倭告警，北寇渝盟，天变人妖，叠出累告。励精之效如彼，怠斁之患如此。近颂敕谕，谓圣体违和，欲借此自掩，不知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陛下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毙杖下，外庭无不知者。天下后世，其可欺乎！愿陛下勿以天变为不足畏，勿以人言为不足恤，勿以目前晏安为可恃，勿以将来危乱为可忽，宗社幸甚。”
御史冯从吾
这奏折看得万历帝大发雷霆。写的什么呢，大意是说万历不理朝政，停止经筵、日讲，奏折上了也留中不发，内忧外患的问题一大堆，你看你这个皇帝当成了啥样子，天天故意装病不上朝，每天晚上都要喝酒，喝了就醉，醉了以后不分青红皂白打大臣，你还装病来欺骗天下。你这样不居安思危，这咋得了。
万历皇帝火大啊，你不祝寿也就罢了，你还上书骂我揭我的短。当即要喊人把冯从吾弄过来脱他的衣服进行杖责，这时候大臣赵志皋等人赶紧求情，好说歹说，明神宗总算消了点气，看这么多人都求情，又是母后生日，事情闹大不好收场，就没有打冯从吾。冯从吾跟雒于仁一样，也是人没事，但是被迫辞职了。
户科给事中田大益也忍了万历皇帝很久了，上书骂万历皇帝：“陛下专志财利，自私藏外，绝不措意。中外群工，因而泄泄。君臣上下，曾无一念及民。空言相蒙，人怨天怒，妖祲变异，罔不毕集。乃至皇陵为发祥之祖而灾，孝陵为创业之祖而灾，长陵为奠鼎之祖而亦灾。天欲蹶我国家，章章明矣。臣观十余年来，乱政亟行，不可枚举，而病源止在货利一念。今圣谕补缺官矣，释系囚矣，然矿税不撤，而群小犹恣横，闾阎犹朘削，则百工之展布实难，而罪罟之罗织必众。缺官虽补，系囚虽释，曾何益哉！陛下中岁以来，所以掩聪明之质，而甘蹈贪愚暴乱之行者，止为家计耳。不知家之盈者国必丧。如夏桀陨于瑶台，商纣焚于宝玉，幽、厉启戎于荣夷，桓、灵绝统于私鬻，德宗召难于琼林，道君兆祸于花石。覆辙相仍，昭然可鉴。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一旦变生，其何以托身于天下哉！”
其大意是说皇帝自私贪财，欺骗大臣们，导致上天发怒，妖气弥漫，这十几年来，作为皇帝你啥正事都没干，乱政不作为，这样下去，迟早要出事。言辞骂得确实是很激烈，好在万历皇帝看了最终也没处分田大益。
明神宗每次和言官打交道后的心情是这样的
当然，骂神宗的人数不胜数，毕竟神宗皇帝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但还真没见过他把哪个骂他的人给喀嚓结果了的。神宗本就不太愿意上朝，被骂得多了，干脆一心一意当起了宅男，一副“你骂你的，我宅我的，看谁熬得过谁”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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