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星期给父亲打电话时候,我问他:你怎么看外地人在北京的事情。我还「善意」的提醒:他也不过刚享受了几年安定的日子而已,前些年也是如候鸟一样,四处打工,居无定所。如果年轻一些岁数,他或许也在北京打工,大冬天被迫离开,会是什么境地,会不会心起恨意?
父亲却很淡定。「这个城市不属于你」,他非常确定的说,「虽然参与了城市的建设,可这说明不了什么。五环不让住,住六环呗,六环住不了就继续往外住。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城里有活儿要干,就把路费加上呗。工作是少不了的,你不干总有人干。」
至于被迫离开呢?
父亲笑了笑:「什么没见过。二十年前挑着一百六十斤的萝卜,从车站路到花楼街,翻了两座人行天桥,没有摊位,边走边吆喝。有时候刚放下就被警察赶,挑着一百多斤的东西拔腿就跑。建筑工地上干活,第一天干完了,第二天就把被子脸盆用床单一裹,背在背上赶往下一个工地。上公交车别人都躲着你,还得跟售票员死磕,不想多买一张票。」
父亲的淡定竟让我的愤懑无处发泄。毕竟,我不是那个被驱赶的人。我无法跟他说起「民主、文明、富强」中的任何一个词。那些字词,是属于至少有机会坐在电脑跟前敲字的人。而他们,只有沉默,接受,下一站,努力活着。
生活太过艰难,悲伤太过奢侈。
父亲的时代,因为子女的学费而发愁。可那个时候,清明节是会真的上坟烧纸磕头的,中秋节是会一家团聚的,过年的时候会有一大桌子菜喝得醉醺醺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如今人们的娱乐更多了一些,痛苦并没有减少。红黄蓝幼儿园的家长们,依然一天不落的将孩子送往幼儿园。问起来的时候,他们只能躲闪着眼神长叹:还能去哪里呢?
如今的人们,迁徙的勇气都已失去。你有房贷啊,你要工作啊,你上有老下有小啊。有太多无法失去的东西,很难说那些被城市困住的人们,比起被城市驱赶的人们,哪个活得更好一些。
这几天时常回忆起余华《活着》中的情节,那位名叫福贵的老人的故事。
福贵年轻时嗜赌成性,终于赌光了家业一贫如洗,半路上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后被解放军所俘虏,回到家乡他才知道母亲已经过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带大了一双儿女,但女儿不幸变成了哑巴。
悲剧从此开始渐次上演。家珍因患有软骨病而干不了重活;儿子因与县长夫人血型相同,为救县长夫人抽血过多而亡;女儿凤霞与队长介绍的城里的偏头二喜喜结良缘,产下一男婴后,因大出血死在手术台上;而凤霞死后三个月家珍也相继去世;二喜是搬运工,因吊车出了差错,被两排水泥板夹死;外孙苦根便随福贵回到乡下,生活十分艰难,就连豆子都很难吃上,福贵心疼便给苦根煮豆吃,不料苦根却因吃豆子撑死……生命里难得的温情将被一次次死亡撕扯得粉碎,只剩得老了的福贵伴随着一头老牛在阳光下回忆。
我们以为幸福如同穿透云隙的太阳,总会来到。可是现实总是一次次撕扯幻想。除了努力活着,除了在每一刻享受着当下,我们又如何去应对生命中种种不确定?
还记得一件小事。大约四五岁的时候我到父亲工作的工地,晚上就睡在用跳板隔开的简易房里,四面透风漏光,十几个人睡在一起。半夜睡觉的时候被冲天的喧嚣声吵醒。睁眼一看屋子里大人已经不见了。我费劲推开跳板搭成、溅满水泥的门,往外一看,外面一片热火朝天干活的景象。无数个上千瓦的灯泡点得整个晚上犹如白昼,各种机械轰鸣着,工人推着水泥车跑得飞快,所有人几乎都吼着说话,走路也是小跑着。我看到了辛苦,勤奋,和快乐。
这就是努力想要活着的劳动人民,这就是年底能够足额领到工钱就心满意足的劳动人民,这也是想要追寻幸福生活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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