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提戈涅，本文来自作者对福柯《性经验史》书评，2012年1月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从容赴死。
在《申辩篇》中，他慨然坦言对于智慧的追求，以几乎诡辩的口吻谈及这一追求与城邦法律的冲突：“如果我无意败坏了他们（指亚西比德、阿尔喀比亚德等年轻人），法律就不该因为这种无意的过错，让人带我来这里，而应该让人私下教育和警告我……法律只要求把需要惩罚的人带来这里，不是需要教育的人，相对于教育，法律是无意义的”。在这里，一个由法律制度引发的庞大政治空间与一个由教育思想蜿蜒逶迤而出的哲学空间相遇，两者城墙拆解，火花飞溅。循着这一脉线索，更多的张力性叙事相继出现，它们如同一块块闪光的马赛克，拼贴出一整幅思潮涌流的图景：哲学对抗政治。胆色十足的苏格拉底在《申辩》进一步说：“我私下为人们出主意，奔走忙碌，在公共场合，却不肯走到你们众人当中，为城邦出主意。”究其原因，在于古希腊思想中“美与爱”、“德行与智慧”这些核心命题的至上性。苏格拉底峻拒公共领域的政治，皆因他认定自己的使命是道德性个体性的，重要的是提高每个人的德行，纠正一个具体的政策错误反而微不足道，色诺芬的《会饮篇》即完美展示了围绕美德是否可教这一问题所进行的各种哲学化探讨。因此，冒城邦之大不韪，苏格拉底号召市民去求索更多“自己”而非“自己的”、“城邦”而非“城邦的”存在，这一二元对立不仅是灵魂、精神与物质、荣誉的对垒，也不仅是抒情性祭祀与实用性呼告的对峙，更昭示出哲学与政治对立短兵相接的本质。
可以推测，置苏格拉底于死地的，并非对民主制的触犯、对青年人的败坏、对神明的亵渎抑或对某些政治家的权力干预，而是哲学与政治两厢冲突、无可挽回的永恒困境。人之将死，苏格拉底控诉：“你们，我的同胞公民，却不能忍受我的行事和言辞，而觉得这些是那么难以忍受，惹人记恨。”牛虻最终被城邦这匹高贵的马践踏于蹄下，政治与哲学冲突所构成古典意义上的悲剧却并未就此达成和解，冲突反而愈演愈烈，两股扭结对话的意识投入漫天烟幕的渊薮：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历数各种实体城邦制度的不义，最终构筑出以哲人王治国的充满理想意味的伦理想象体；色诺芬的《会饮》中，与会者们控诉城邦不义后，将话题再一次引向更具有超越意义的范畴中，大谈“德行”与“最有价值的东西”，以期通过哲学而凌驾于政治；而在《希耶罗》中，西西里僭主希耶罗与“知识分子”西蒙尼得的精彩对话同样可视作对“人应该怎样生活”的双向选择——是政治生活还是致力于智慧生活？
当民主城邦衰落时、哲学学派林立时，情况如何？伊索克拉底、德摩斯梯尼无一例外对实体政体提出批评。亲历城邦危机的犬儒学派大佬第欧根尼存心选择自然来对抗法律，他们宣扬基于苦行之上的道德理想，更追求使智慧具有极端的明晰性这样的理想，而摈弃由习俗、城邦特有体制构成法；伊壁鸠鲁派则采取规避战术，也许是苏格拉底的余流曼演，躲在哲人小花园中，他们同样宣称智慧建立于私人生活和客观的科学观察之上——政务？让希腊化的国王和罗马的元老们去插手吧！普鲁塔克的残篇描绘他们：“只要提起政治家，就会大肆嘲讽，把他们的荣耀说的一无是处。”概括说来，在古希腊时代，哲学与政治的对抗往往以哲学的超越性占上风而筑就主流叙述风格。
最有趣的是，参考福柯的《性经验史》，我们看到这一局面在性爱观上的投影。性爱者，一如福柯所言，是在国家和个体之间的一种公共的目标，围绕着它形成了一整套各种话语、各种知识、各种分析和各种命令的目标。在这个语言与权力交织的网格中，嵌入一枚性爱观的琥珀色凹透镜，发散出的正是渗透着哲学化经验的伦理光谱。绕道监督、忏悔、坦白、禁欲的基督教性爱伦理艺术之前，是一片男性之爱“自由得多”的处子水域。虽则对此各种强烈的消极的反映早已应运而生，但福柯屡次提醒我们，切莫将古希腊对性爱的反思与基督教时代的道德训诫同一而论——他们甚至没有关联。反而，可以猜想，在自由的男风时代，无论是性爱欢愉抑或对此的担忧与反思，往往都流露出更多哲学化的体认，性爱即使有罪，其罪并非来自其本体，毋宁说是偏离某种规范（适度的规范、德行的规范）。在此基础上，福柯开凿出一条透光的隧道，他指出：在色诺芬的《会饮》中，苏格拉底对阿尔西比亚德那撩人心扉之美无动于衷，正是在这点上，他的智慧得到了表现与证实，由此，性节制与真理通道之间的关系主题已经相当明显了——“在古典思想界，性爱往往被纳入一种德性生活的训练之中，而且这种德行也是自由的人生活”。
通过大量的古典文献爬梳，福柯将古希腊人的性爱实践上升到形而上的领域，与诸哲人的无数命题与叩问形成持续的对话，将性爱伦理最终引入哲学的“小花园”诗意栖居。福柯说道，此时的性活动被纳入了生与死、时间、变化与永恒的广阔视野中，古希腊人必须采取性爱活动来逃避死亡即寂灭的冲动。在最为激烈的方式中，他们采取了快感养生法，精心控制自身所爆发出来的各种精力与力量分布，并非只为单纯的肉欲快感，而是期望更高处的自我肉身艺术；而在较为温和的境况下，他们自己开出了有别于基督教时代的婚姻伦理观。从色诺芬的《家政学》、伪亚里士多德的《家政学》和伊索克拉底的某些文献中得出教训是，对拒绝婚外情、拒绝背叛婚姻这些原则的遵守，与其说是被基督教法典化了的婚姻规范的奠基，不如说是出于一种哲学化、个体化选择，这是一种赋予自己生活某种方式的意愿，“一种高雅的、德行的表现，一种功德”——总而言之，一种哲学化生存美学。
实际上，正是古希腊的哲学家本人们最高声呼告着哲学与性爱的关系。穆索尼乌斯肯定地说：“想成为哲学家的人必须结婚，因为哲学的首要作用就是让人可以过一种符合自然的生活。”埃庇克泰德则以反题的方式论说，就连抛弃一切事物（当然包括政治事务）的犬儒学派们也承担着性爱与婚姻之职，他们以哲学化的方式培育着世间的男女。
福柯对古希腊文献的梳理有意无意地透析出哲学超越性这一主题，它毫无疑问地是古希腊政治思想史中，哲学与政治对抗结果在持存层面隐喻：将政治法律的麦麸完全筛尽，剩下的，是性爱与婚姻实践中全然浸染着诗化哲学体验的麦粒。
转折发生在罗马时代。
罗马共和国时期，独裁者苏拉一举攻破繁华一时的雅典。最为得意之举，乃是将图书馆一扫而空——“今后谁再想研究亚里士多德，他得到罗马去”，苏拉愉快地“恢复了”希腊哲学。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以毫不留情地方式击碎了古希腊哲人们乌托邦的超越性，而将哲学一把从星空拉回大地，以全然有别于城邦的帝国统治术将哲学玄思碾作尘泥。这种帝国统治术正是“帝师”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所津津乐道的：“有的民族能够把一块青铜塑造成某种漂亮的样子，有的民族甚至可以把大理石雕成一个大活人，有的民族口若悬河，擅长官司诉讼，有的民族则精通星相，手持魔杖，足可呼风唤雨。但是罗马人的技艺却是把万民统治在永久和平之中，宽待臣服的人，打击骄横者。”正是这种统治术与主仆技艺奠定了罗马政治史的主色调，烜赫一时的哲学再难渗透进意识与实践的双重轨道，其合理性也堂而皇之地被纳入政治法律的合法性中。
哪怕是自称哲学家的西塞罗，笔下流露的，也是政治对哲学的胜利，一切原本属于哲学化范畴的概念被改装入政治意识形态中，宏大帝国崭新的建制制度与统治术以驯顺美学刷新了旧有的伦理经验。在《论友谊》中，西塞罗规定友谊的规则：“勿要求朋友做坏事，若朋友要你做坏事，你也不要做。这适用于一切不道德的行为，尤其是叛国。”通过巧妙的修辞术，西塞罗将个人的伦理德行与帝国政治律令勾连起来，消解了个人性的隐忧而代之以群体性的担心。而在其后的论述中，他更切切念念，乃至于苏格拉底的申辩针锋相对：“柏拉图说的关于哲学家的那番话可能是不适当的，因为哲学家们忙于追求真理，因为他们鄙视大多数人所渴求的，并且往往为此而你死我活的斗争，认为那些东西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他们是正直的，诚然，他们保持了一种公正，但却违背了另外一种公正”——一种履行公民义务的公正。在罗马帝师看来，只有维护公益与职责，而非追求那些无意义的哲学，才能够被帝国经验视为合法。此时，帝国政治的超越性击溃了城邦时代的哲学，社会利益与社会公约成为个体所需恪守的第一法则。
西塞罗的——帝国的——政治哲学观再一次在福柯这里得到了印证，也可以说，意识的嬗变在清晰地烙印在了肉身的肌理之上。性爱与婚姻，依旧是透视政治哲学变迁的法门，福柯则在《性经验史》中瞥见了这些机锋处处。
家庭是一个关键纽结。在福柯看来，“家庭是性经验与联姻的交换器，一方面，它把法律与习法向度带入性经验的机制中，另一方面，它又把快感结构和感受强度带入联姻体制中。”有趣的是，在古希腊时代尚处于私人性质的婚姻家庭，在罗马，却有“一整套的立法措施描绘了公共权力当局是一点一点地控制了婚姻体制的”。私人性质，或许就暗示着苏格拉底在《申辩》中对“自己”、“城邦”的那种德行化、精神化的诉求，而在罗马的法律与政治向度内的婚姻，则深刻浸淫着帝国政治统治艺术（慧田哲学公号下回复数字该题讲座）。婚姻关系往往用国家关系来做比喻，普吕塔尔克在文章中虽则以希腊人梭伦为例，却是要说明：“如同各国有时要更新相互关系的协约，梭伦认为婚姻也要更新，通过这种亲密来表示恢复自身。”在普吕塔尔克看来，长久稳定的夫妻婚姻关系指向的正是稳固和谐的国际间关系，而这也才是题中之义。我们不会忘记，在奥古斯都时期，皇权授意下雕刻的一副大型皇室宗亲形象浮雕中，出现了夫妻与小孩的形象，这也印证着对婚姻乃至生育的行政手段式操纵与演绎。
而对于罗马时代性爱实践与艺术表达，福柯语气略显嘲笑：“在希腊化和受过哲学熏陶之后，显然罗马诗人们喜欢歌唱青少年，但是罗马人根本没有对希腊人对男童之爱的伟大思想做出任何反应”。确然，政治意识宰治的伦理观在遭遇哲学化的性爱沉思时，往往显得笨拙无力。哲学嘲弄着政治的麻木，却对政治的实际征服束手无策，在福柯阐释的吕西安的伪篇《爱情》中，“两种享用快感的风格相撞了”，在根本上，也可视作是政治与哲学在性爱观上的再次交锋。情随事迁，这一次，占上风的依然是政治。《爱情》中虚构了两方对立的观点，一则是赞美男童之爱的卡里克拉弟达，一则是赞美男女之爱的夏里克勒。卡里克拉弟达摆弄哲学说辞，力证男童之爱好者是信奉柏拉图的，表现出爱洛斯的特征，男女之爱只不过是为了延续种族的自然需求。夏里克勒则称男女之爱参考了它有关自然及其根本必然性，自然给与万物预定的地位和作用。他勾勒的感情共同体隐隐透出帝国共同体的轮廓，将快感实践必然地引向公共生活的道德范畴。虽然《爱情》争论的结果是以男童之爱为胜，却不可磨灭地给人留下了“不仅结婚是目的，而且结婚是义务”的印象，而这也正是真正能为罗马意识形态所接受的主流话语。
古希腊的性爱沉思已成绝响，古罗马发展而出的性爱思考迢遥昭示着基督教中训诫的道德律令。随着城邦的衰落与帝国的建构，以性爱婚姻印证政治哲学，以肉身实践的变化及其反思勘察心灵与意识变化，不失为一条趣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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