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从敏的回忆并非孤证，当时的学生徐贤修也亲临现场并作了与林类似的回忆，徐说：梅校长看到有学生夺去潘光旦的拐杖挺身而出，痛心疾首地说：“在清华竟出现这样野蛮的行动，我万分痛心，你们一定要发泄闷气的话，来打我校长好了。不然如果你们还有理智良知，应该听从学校的处理，我以校长的身分，来处理这件事，自然有公平的办法。”话音落地，铮鏦有金石声，几个吹胡子瞪眼，极尽煽动蛊惑之能事、恶意抢夺拐杖的学生立即退缩，部分学生露出羞愧之色，另一部分围观性质的学生则振臂高呼：“拥护梅校长！”此举令在场的徐贤修为之动容。
没人愿意倒梅（霉）
潘光旦被营救，梅贻琦于上午十一时召集全体学生于大礼堂，以沉痛的心情予以训话，报告事件经过，随后以梅氏特有的幽默风格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以血气之勇，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昨天早晨你们英雄式的演出，将人家派来的官长，吊了起来，你不讲理，人家更可不讲理，晚上来势太大，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停了一下，又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的。”最后，梅贻琦恳切地说：“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言毕，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对这一事件，林从敏进一步解释说：“事实上潘教务长与学校当局没有将鼓推学运同学的名单交给军警特工人员。潘先生，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倡言民主自由言行，不可能做出这种出卖同学之事。而梅师爱护学生如子弟，只有言教、身教，不会帮助他人来残害自己学生。在复校之后，他拒绝官方压力与要求，不解除吴教授聘约，以后甚至通知吴教授及早脱险离去，这才是梅师爱护学生的表现。”因了梅贻琦大礼堂训话和精神感召，清华学生顺利恢复上课，考试课目由各系负责进行。
梅贻琦“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他虽不从事实际政治，但他对政治上的潮流却认识得很清楚。”──这是李济对梅贻琦的评价，也是梅氏本人的真实写照。只是，对正处于世纪裂变与风口浪尖上的清华而言，要想做一个合格的校长，或更进一步地做一个师生拥戴的校长，非有其他的本领与强项不可。梅贻琦任校长之前，清华学生驱赶校长、逼迫教授已是家常便饭。梅上任后不但没有被赶，反而在学生提出“打倒某某某”口号或标语时，后边还要缀上一句“拥护梅校长！”对此，钱思亮深有感怀地说：梅贻琦于二十年接任校长，“那时期清华校长连年更迭，学校很不稳定，校长很少作得长久的，自从梅先生接长以后，就一直安定下来，就只这件事在教育史上已是不朽。”然而，当有人问梅有何秘诀令学生如此敬佩爱戴时，梅贻琦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这是一句玩笑话，也是梅贻琦为之自豪之所在。梅所以赢得师生广泛敬重，自有他过人之处。这个过人之处不是孙悟空上天入地的高超本领，也不是唐宗宋祖那样的雄才大略与阴谋算计，而是人类自身散发出的最优秀、也最难得的成分，这便是──爱。这个爱的生发过程，按照清华校友傅任敢的说法：“由于梅贻琦接触了现代西方科学和教育方法，特别是他本人受过基督教的洗礼，在他的心灵深处又把这种古代思想道德赋予了新的含义，即教育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就是爱。
过人之处就是爱
这一点，梅贻琦一生奉行不渝，并且以自身的言行为教育界和整个社会树立了榜样。”在谈到梅贻琦以爱惠泽学生与群伦时，傅氏进一步阐释道：“我要说到梅校长的爱，做领袖的人有两种，一种使人慑服，一种使人悦服。毫无疑问的，教育工作者应该使人悦服，而不在乎使人慑服。因为教育的出发点是爱。梅校长的品性中具有这一点，他爱学校，所以把他一生献给了学校；他爱国家，所以在抗日时把他的女儿打发到远征军去；他爱同事，所以待人一视同仁，从无疾言厉色；他尤其爱青年，所以在每次的学潮中，他都以自己的力量掩护着青年的安全……我们只要想想，有多少人曾经爱护青年其名，出卖青年其实，或者爱护其名，放纵其实，我们便不能不深深地感到，我们要有根基深厚的爱，教育才有着落。”斯言是也。
三月十三日，清华被捕二十一名学生，经梅贻琦与社会各界斡旋营救，市公安局两度审讯并报宋哲元审批，决定先释放“嫌疑不足者”马忠、郭守田等五生回校。二十三日再度释放“情节较轻者”孙世实等十一人，由教务长潘光旦、庶务主任毕正宣以大汽车接回学校。其余五人仍羁押在陆军监狱继续侦讯。另有一名叫施养成的学生因情绪激动亢奋，导致精神错乱，释放后未进校门，直接拉到精神病院去了。（系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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