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189年起兵开始，曹操开始讨董卓、伐袁术、杀吕布、降张绣、征袁绍、平乌桓、灭刘表、驱孙权、定关中、击刘备，一直用的是讲汉王朝这个政治，打的是献帝这张王牌，举的是讨逆的旗帜。
迁献帝于许都后，更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这是曹操的最大的政治资本，没有了这面旗帜，他曹操靠什么号召天下、收拾人心？
在豪杰乱世的政治斗争中，旗帜是非常重要的。袁术丢了旗帜，身败名裂；袁绍的旗帜举得不高，家破人亡；孙策、吕布、刘表没举旗帜，也就成不了气候；刘备仗着自己是皇叔，把旗帜举得高高的，也就从无到有，由弱变强。
曹操讲的是尊崇汉帝的政治，打的是“打皇帝这张好牌”。这样旗帜就高高飘扬起来了。
为什么曹操要打这张牌举这面旗呢?
这张牌这面旗，好就好在它既虚又实。说它虚，是因为这时的皇帝，不要说“乾纲独断”，就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完全听人摆布，有如提线木偶。所以，它是一张可以抓到手的牌，是可以随意举的旗。说它实，则是因为尽管谁都知道这皇帝是虚的，是个摆设，可又谁都不敢明说。更不敢明目张胆地唱反调。所以，它又是一张有用的牌，而且是一张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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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原本是没资格打这张牌举这面旗的，在众豪杰分争的那个年代，最有资格的是袁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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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四世三公，有政治资本；地广兵多，有军事资本。如果袁绍要讲汉王这张政治王牌，举这面旗，别人是抢不过的。而且，袁绍的谋士沮授也一再向袁绍提出这个建议。
可惜袁绍目光短浅志大才疏，以为汉王朝风雨飘摇气数已尽，匡复汉室毫无意义。既然并不打算匡时济世，反倒琢磨着乱中夺权，那就没有必要打皇帝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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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无论是毛玠建议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还是沮授建议袁绍“挟天子以令诸侯”，都并非真心要匡复早已颓圮的汉室，不过只是把献帝当牌打罢了。
袁绍一犹豫，曹操就抢了先。他有毛玠等人出谋划策，又有董昭等人牵线搭桥，很快就把皇帝这张牌抓到了自己手里。他捞到了一大笔政治资本，不但自己成了匡扶汉室的英雄，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而且把所有的反对派都置于不仁不义的不利地位。
从此，曹操不管是任命官吏、扩大地盘，还是讨伐异己、打击政敌，都可以用皇帝的名义，再不义也是正义的。对手们呢？则很被动。他们要反对曹操，先得承担反对皇帝的风险。即便打着“清君侧”的旗号，也远不如曹操直接用皇帝的名义下诏来得方便，来得理直气壮。
比如后来袁绍要打曹操，沮授和崔琰便都说“天子在许”，攻打许昌，“于义则违”。诸葛亮也说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曹操捷足先登，占了个大便宜。
曹操却面子里子都占全了。当然，献帝也得到了不少好处。到许昌之前，献帝和朝官们已经与叫花子差不太多。当时在洛阳，尚书郎以下的官都得自己出去挖野菜吃，有的竟活活饿死或被乱兵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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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却大大地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而且在做这些事时，非常的细心，很像一个管家的样子。更重要的是，献帝已不用再流离失所，不用再像一件奇货可居又一文不值的东西在一个接一个人的手上倒手转卖，不用担心害怕随时会被废黜、杀害。他有了一个保护神，可以过点安生日子了。
所谓政治斗争，说穿了，就是人事的变更，权力的均衡。曹操表现出他政治家的天才。在对待召董卓入京，或立合肥侯为帝等问题上，曹操表现的是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世界上哪有清一色的队伍？“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有些时候，是要装点糊涂的。装糊涂才能宽容人，宽容人才能得人心，得人心才能得天下。曹操懂这个道理，所以曹操是赢家。
袁绍却既目光短浅，又心胸狭窄。官渡之战前，他的谋士田丰再三劝阻他不要贸然出兵，袁绍不但不听，反倒把他关了起来。后来，兵败的消息传到邺城，有人到狱中探视田丰，说：这下老兄可要被重用了。田丰却摇了摇头说：我可是死定了。果然，袁绍一回到邺城，立即杀了田丰。
田丰真可谓知人知心，料事如神。他太清楚袁绍的为人了：志大才疏，刚愎自用，表面上宽厚儒雅，心底里猜忌刻薄。
如果打了胜仗，心里高兴，还有可能释放田丰出狱，一方面显示他的宽宏大量，另一方面也可借这个“反面教员”来证明自己的伟大英明。打了败仗，恼羞成怒，便一定会迁怒于别人，拿别人的人头来给自己出气，杀正确的人来掩盖自己的错误，这与曹操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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