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周旭
母亲一大早就去了医院，复查的结果并不是十分理想。拿到片子后，他们又去找了同学，同学又带着他们去找了熟识的医生。针对是否要做手术的问题，这些医生众口不一。有的建议去做手术，有的说不需要。
这是后来我打电话时，母亲告诉我的。表姐因为明天要动身去深圳，忙着收拾行李。表姐留母亲他们吃饭，他们依然如故，大中午地，往车站赶，急吼吼地回去了。
中午，我问同学具体情况。同学的意思还是，想效果好些，还是选择手术。她说，她跟母亲说过，让他们下午再走，跟另外一个骨科医院的院长联系，让他下午帮忙看看。结果，她已经联系了院长，且院长允诺带着片子就可以去看。母亲他们竟然充耳不闻，径直带着片子回了家。
我着实非常生气。等一两个钟头又怎么了？我花费了这么多心思，请这么多人帮忙，他们竟然漠然视之。我给母亲打了电话：“人家明明让你等着，你们非跑这么快干什么!”母亲不吱声。我随即又说：“明天再带着片子去，这一趟是多跑的，你们怪谁!晚上我给你地址电话。”
挂了电话，跟同学联系，她一口允诺，次日要去跟她说即可。她问母亲是否愿意，我肯定地回答了她：“我发火了，她也就不说了。”同学好意地劝告，我解释道：“我妈就是那个性子，什么事自由惯了，我真发火了，她也就不说啥了。”她莞尔。
我当然了解母亲。不去医院，她既怕麻烦，又怕费钱，急性子改不了，也带来了麻烦。我发火，并非恶语中伤，因为只有这样，母亲才会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才会认真地去办理。
在公众号上看到一篇文章《不对亲近的人发火，是最高的修养》，文章说，“把最阳光最善意的一面，真诚地展现给亲近的人，这是给予他们最好的报答。”也许，我就是这样，“在外人面前毕恭毕敬、彬彬有礼，在他们面前却常常口无遮拦、肆无忌惮。”这些道理，我都懂，一方面是因为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另一方面，对母亲适当地发火，比温言软语管用地多。
法国作家拉伯雷曾说：“人和人之间，最痛心的事莫过于在你认为理应获得善意的地方，却遭受了烦扰和损害。”好在，母亲不计较这些，自己的孩子能计较什么呢。我也是发火过后，该买啥，该说啥，一如既往，从未因为这些琐事影响心情。或许，我和母亲就是打不散的冤家吧。
晚上回到家给母亲电话，母亲竟然来一句：“又变啦，我们要去草庙乡找人拽拽。”我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好端端的科学不信，去找那些江湖郎中。叔接过电话：“那部位筋脉多，万一手术效果不好，你们谁负责？”责问的语气更让我生气。
我立马说：“谁让去找人的？拽坏了，她负责吗？谁出的主意，我回家了找她算账。”言谈举止俨然一个泼妇，我在心里暗暗地想，顾不了了，我不发火，母亲他们真去了万一碰上个“庸医”，更是要命。我的语气很强硬，母亲似乎不再那么坚持了。听到电话那头母亲不做声，我的语气缓和了些：“我来把明天的医院地址和电话找来发给你。”
我查好，再次给母亲去了电话。正说着话的时候，在我身后玩耍的孩子，一不留神，竟然摔倒了，后脑勺直直地磕到了地上。估计是磕疼了，她“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我赶紧扔了电话，把孩子抱起来，怎么哄都哄不住。这时，我的内心升腾起一团火，心想，如果母亲他们不这么由着性子来，我也不用打这个电话，孩子也就不会摔着了。我怨，怨母亲，怨他们办事不靠谱。
孩子终于止住了哭，我的心里无比地疼惜和愧疚。也许，我这样埋怨是不对的，母亲毕竟在乡下生活了五十年，每天跟土地打交道，自然在办事上少了逻辑和顺序。都说母爱暖如茶，我怎能如此发泄着怨怼的情绪？我是个急性子，办事不免有些欠妥，于己于人都不合适。
我在心底向孩子和母亲道歉。作为母亲，我没照顾好孩子。作为孩子，我不该对母亲如此无礼。哎，人，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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