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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的时候我做城管,算是编外人员,实习生吧。家里人老想着给我转正,这也算是一份正经的差事。
反正转业以后也没什么别的事可以做,也没想好将来去做什么。就同意去了城管大队,也算是纪律部队,比较容易适合我。
体能是没有谁能比过我的。部队的时候越野负重5公里跟玩似的,搏击训练更不用说。
但是我发誓这些我都没有用到人民群众身上,部队的时候,教导我们的职责是保卫人民,保卫国家。
在整治城市乱摆乱放的问题上,我跑的快,基本上没有能逃过我手的。
对于打游击战的那些占道摆摊的家伙们,我硬是研究了毛主席的论游击战。敌退我进,敌进我退,敌疲我打。
其中一对夫妇真的是让我很头疼。管他们吧,他们态度特别好,不好意思处罚他们。不管他们吧,又会接到商家投诉。
同样是卖东西,商家是向国家缴税的,手续正规的,而地摊是不缴税的,为了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对随意摆摊的治理肯定是必然的。否则人人都不纳税了。
那对夫妇多年前下岗,从那以后没什么工作,一直在摆摊卖煎饼。
二老知书达理给人感觉是老派知识分子的样子。
在片区呆久了,去过他们家。那是因为城里开始进行“两打一治”的街道政治工作,我就提前去打声招呼,免得二老推车又被扣了。
他们家挂了不少字画,文房四宝齐全。我去的时候是晚上,老人家正带着老花镜研墨书写。
我没打扰他,待他写完就简单的提醒了下说上头要大检查,最近就不要出摊了。
老人家面露难色,但是依然很客气的倒茶,要留我吃饭。
他们还供一个儿子上大学,据说还是个不错的大学。如果不出摊,那就算是断了经济来源了。
但是我真的没办法。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我们队向上面保证不会出任何岔子,可是下午就有人举报说有人占道经营摆摊。
我就担心他们二老又出来,果然不其然,就是他们,这回我是帮不了他们了。他们面临1000罚款,推车也会被没收。
第二天,二老拿着800块过来找我求情,要拿回推车。队里的人都在,不找别人,单找我求情,我心里很慌。哪怕我想帮他们,我也不敢表现出来。我逼着自己大声的教育了他们,他们跟我父母年纪差不多。家里我从未敢大声对父母讲话,心里特别别扭。二老也是知道违反了规定,只是一个劲儿的认错求情。
末了,我让他们填表交罚款,至于推车不能当天领走。确实被拖走了,我还得去问问其他同事到底拖哪里去了。
我拿着表格手指哪里他们填哪里,签完字我就让他们回去等通知了。罚款金额是我自己填的,1000元。规定是上面定的,罚多少就是多少,我个人没权利改变,剩下其他200我自己垫上了。
第二天找到了车子我就让他们推走了。
那时最怕在街上碰见他们。管吧,于心不忍。不管吧,这事儿职责所在不能不管。
平日里不严的时候,我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只能用视而不见帮帮他们。
时间一长,道路就又越变越窄了。我们又不得不去政治管理下,有时会突击检查。被视频拍到抓现形的那真是想帮都帮不了的。
我担心二老的摊位又被扣了,在很远的地方我就开始喊了。二老心知肚明我的意思,胡乱收拾一通推着车子就开始跑。我放慢速度在后面追。
我看见老大娘摔倒了,我心里一惊,想上去扶。可是装作没看见反而更好,我就改去追别处了。
后来就再没看见他们出来摆摊了。我休息的时候,我穿便装吃牛肉面,打听到老大娘腿摔坏了。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这没两三个月的肯定不会好利索。
心里顿时有点愧疚,很想去医院看看他们。但是老人家独来独往,没人知道他们到底去了哪一家医院。
我心里充满了矛盾,怀疑自己做的到底对还是不对。
后来我就被调走了。我偶尔会想那二老现在怎么样了,煎饼推车还在吗?他们还在卖煎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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