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良序·了解三宝·经典集结
天佑
老君（《道德经》）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不是造物主，也不是大梵天，却是一切的足处。有了“道”之大格局，一切便能安立；有安立才有相对；有相对便有抗争、妥协与合作。一切自自然然、浑然天成；能生世间百态，能成森罗万象，却又全不据有。那是一种有趣的存在：什么都不创造，什么都依他而在；不生无不生，这才是真正的“无为无不为”。如清代黄元吉（《道德经讲义》）说：“道虽自然无为，……须以无为植其本，有为端其用；无为而有为，有为仍无为；斯体立而道行，道全而德备矣。”
佛陀说：他所说法，恒而如是；所以是发现了真理，而不是发明。（《杂阿含经·二九六经》：“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无论佛出不出世，“道（真理）”都存在；但“道”毕竟是无形无相的，便有介绍出来的需要。比如万有引力，无论有没有“苹果”，都还是存在；直到牛顿将之发现，便有“万有引力说”的发明。（发现了“道”，发明了“说”。）佛者觉悟，所发现的真理即是“道”。（非《道德经》之“道”，亦非“八正道”之“道”。）组织成文字，介绍出来，便成了“说”、“法”、“教”、“理”；这是佛陀发明的，故名“佛说”、“佛法”、“佛教”、“佛理”。先“道”而后“法”，故“重法轻人”。
佛教中的“道（真理、核心教义）”是“缘起”。因为缘起，所以众生长劫轮回、不得出离；也因为缘起，所以佛能熄灭烦恼、“不受后有”。佛又说法，将“缘起之理”举出，介绍达到真理的道路（“八正道”之“道”）。世界上有了佛、有了法，当然还有“道”；虽然是“三”，但却“难舍难分”、不一不异。因为合道、因为觉悟、因为如法，播撒智种无数。世界上最初的觉者是佛陀；世界上最初的佛法是四谛；世界上最初的僧宝是五比丘僧团。有了“三宝”，引起发酵，形成一股潮流。在之后的四十五年里，佛陀孜孜不倦地宣说法义、度化弟子，弟子再去影响他人；人数呈几何倍数增长，僧团如庞氏结构般蓬勃发展。
在佛教诞生之前，代表了既得利益集团立场的婆罗门教提出：“神职”是天生的贵族；其余种姓的人必要依靠婆罗门才能与“神”交好，从而改变命运、改善生活。而沙门阵营则代表了被剥削阶级的立场，否定“神旨”；基于“业报轮回”、“人人平等”之理念，提倡个人哲思与极端苦行。佛陀认为：阶级要打破，修行与解脱的权利不能被“垄断”；良序（因果法则）也要维护，社会与人心的安定不能被动摇。此外，部分沙门制度（比如“乞食而活”）是合理的：以极简生活服务于修持；而毫无意义的苦行也应该要废止，因为折磨身体只能危害健康——与解脱无关。轮回与苦恼的根本在于“无明”，所以要针对烦恼，而不是肉体。
中道——这是佛陀制定教学计划大纲与僧团生活规范的总原则。（在《杂阿含经·三○○经》中，佛陀告诉婆罗门：“自作自觉，则堕常见；他作他觉，则堕断见。义说法说，离此二边；处于中道而说法。所谓：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缘无明行乃至纯大苦聚集，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纯大苦聚灭。”）以此为基础，随方应物、方便适应；针对弟子的不同根器、不同情况，说不同法。道本无形，佛陀讲法并非一沉不变；以其大能，随机调整“课件”与授学方式，令教育效果极大化。但是，“人治不如法治”，后来的情况证明了此一铁律。尤其在戒学中的“立法权”争议，造成了僧团日后的困扰。
（佛教的特殊性与可贵处，在于那个成功者——释迦牟尼的亲口述说；而不是等到死后，由他人假借其名，“口衔天宪”而出。自己实践、自己总结、自己宣讲——一切基于实证，基于佛的成功经验；弟子见贤思齐，亲自尝试且能成功复制，这就是佛教传播的特色。过于感性，或者仰赖他力，容易忽视现实真相而被误导。比如一般“信仰”，会有奇怪的戒律；比如不吃豆、盐等等。如果有理性，能独立思考，便知道这是宗教的价值观。有没有用？只是在那个宗教团体内有用。能否解决实际问题？只能听天由命。所以“理性信仰”很重要，无需建立在“神秘”之上。）
在佛陀的时代，上首弟子得到启悟与体验，不再烦恼。但是世事无常，佛陀不能“千秋鼎盛”；此外，树大招风，来人不少又缺乏先进之管理手段，难免困扰于团队素质的良莠不齐。出生高贵的提婆达多因为得到利养，“官僚风气”大盛。感觉佛教有了“上位”的资本，便打算改变僧团生活形态，往统治集团靠拢。（《四分律》卷四：“如来常称说头陀少欲知足乐出离者；我今有五法，亦是头陀胜法。少欲知足乐出离者：尽形寿乞食、尽形寿着粪扫衣、尽形寿露坐、尽形寿不食酥盐、尽形寿不食鱼及肉。”）佛陀当然不能同意，也造成了佛教内部的第一次路线之争。
耆那教与佛教的区别，即在于前者注重行为规范、后者偏于针对烦恼。所以提婆达多的主张，表面看来比佛陀更为严格——要求更高，但实际却误入歧途。还有，表面看似更为严格的行为规范，实际上却成为既得利益者的豢养对象，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变质与反动。（《增一阿含·放牛品》：“是时，提婆达兜以神足力，乃至三十三天，采取种种优钵莲花、拘牟头华，奉上阿阇世太子。又告之曰：‘此花是三十三天所出，释提桓因遣来奉上太子’。尔时，王太子见提婆达兜神足如是，便随时供养，给其所须。”）
佛陀倡导离欲，所以部分保留了沙门的极简作风。但佛教毕竟是“中道法”：虽然也偶尔接受大财阀的供养，不过主张随缘而不攀缘；如此，便避免了无意义的享乐、苦行与标新立异的故意。提婆达多的阴谋终被挫败，但此事对佛教的伤害却广泛和深远。据印导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损失：一、“在社会信众方面，引起不良反应”；二、“释尊晚年，王舍城的法化”“受到影响”；三、“释族比丘与十方比丘间的不和谐”。“余波荡漾，一直延续到七百结集的时代。（《华雨集三·论提婆达多之“破僧”》）”
其后不久，佛陀入灭。过了七日，弟子们将遗体火化，并起塔供奉——这是对“真理发现者”的敬重。物有形体，纪念容易；法却无相，如何保留？有人提出：老师不在了，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长阿含经·游行经》：“时彼众中有释种子，字拔难陀，止诸比丘言：汝等勿忧。世尊灭度，我得自在。彼者常言：当应行是、不应行是；自今已后随我所为”。）怀揣这种意见的人应该不在少数，否则不会被记下来。甚至连佛陀的侍者——代表了经教权威的集法者都在传递“小事可以商量”的信息，引起了第二次路线之争。
佛教先有提婆之乱，不久之后大师归灭，难免人浮于事、道心不稳。坚持沙门传统（林居头陀）的摩诃迦叶尊者对此表达了强烈的质疑、极度的不安与严正的批评。他的风格保守、严谨，眼里如何能够容得“修正”的“沙子”，便在“追悼会”后决定集结法要。大会伊始，就要面对阿难提出的“小小戒可舍”的提案。（《四分律·集法毗尼》：“阿难……言：我亲从佛闻，忆持佛语：‘自今已去，为诸比丘舍杂碎戒’。”）摩诃迦叶眼见意见分歧，恐致分裂，只能“锱铢较量”。有人因之对其诟病，认为现实不同，不能“修法”会导致与时代脱节（《王舍城结集之研究》《阿难过在何处》）。事实证明，迦叶的良苦用心是自有其道理的。
在原始佛教时期，一切佛法都是依佛所说，尤其戒律更是如此；因为攸关众生慧命，他人没有制定与修改的权力（能力）。佛陀拥有最高“立法权”，僧团依之“行权”，并制定地方“下位法”。佛陀的立法过程全凭因缘“随犯随制”（“法官造法”），并未形成严谨程序之制度（“立法法”）。佛陀灭后，“大法官”没了，便无法再“造法”。随着戒律条文被集出，变成“成文上位法”，更使“修法”成为一种无法完成的任务。由于“大法官”没有对“不能修改的上位法”与“能够修改的下位法”的分际说清楚，（这本身是“宪法”层级的问题，）没有“制宪权”的僧团肯定讨论不出结果；索性将此“权”冻结：“佛所已制则不改”。
（《四分律·集法毗尼五百人》：“迦叶问言：‘阿难汝问世尊不？何者是杂碎戒？’阿难答言：‘时我愁忧无赖失，不问世尊，何者是杂碎戒。’时诸比丘皆言：‘来我当语汝杂碎戒’。中或有言：‘除四波罗夷余者是杂碎戒’；或有言：‘除四波罗夷十三事余者皆是杂碎戒’；或有言：‘除四波罗夷十三事二不定法，余者皆是杂碎戒’；或有言：‘除四波罗夷十三事二不定法三十事，余者皆是杂碎戒’；或有言：‘除四波罗夷乃至九十事，余者皆是杂碎戒’。时大迦叶告诸比丘言：‘诸长老！今者众人言各不定，不知何者是杂碎戒。自今已去，应共立制。若佛先所不制今不应制，佛先所制今不应却——应随佛所制而学。’时即共立如此制限。”）
虽然僧团失去了“立法权”，无法改变“上位法”，但有变通的情形：管辖范围（“随方毗尼”）。如果出了僧团“行权”之“辖地”，可由当地僧团对“下位法”（或“上位法”的解释与“实施细则”）修改。如《五分律·八食法》中，佛“告诸比丘：‘虽是我所制，而余方不以为清净者皆不应用；虽非我所制，而于余方必应行者皆不得不行’。”（《有部律·百一羯磨》卷十：“我于先来非许非听；若于此事顺不清净违清净者，此是不净即不应行。若事顺清净违不清净者，此即是净应可顺行。”）这又回到了类似的难题：清净与否的界限在哪？谁都说不清楚，直接导致僧团的公然裂解。（第三次路线斗争：乞钱行为违法与否的不同判定。）
再来说说经典集出的过程。出于对佛的怀念、对法的重视、对后世的照护，于佛灭后的三月间，僧团（得着阿阇世王的赞助，）在王舍城七叶窟聚集一会，将佛所说法要首度汇集。僧团中共有五百名大阿罗汉参与（当然，大都代表了严谨之立场），主持者为尊者摩诃迦叶。先由持戒第一的优波离背述律藏，后由在佛陀身边最久的阿难陀背述经藏。优波离与阿难陀说出时间、地点、人物、教示等内容后，诸阿罗汉们便予检验是否有误；若无误则一起复诵确认。（《南传大藏经·律藏小品·破僧犍度》）
最初的集结是弟子们的记忆汇总；此时的教法全由口耳传承，并未载以任何书写记录。（情况与《新约》类似。）因为口传与背诵形式的特点，在佛法教授之余仅具“六成就”（介绍时、地、人等）之内容与信息——并无赘语。这一点与得着书写便利的后出经典相比，有着极为明显的区别。此外，当时的风气是重法的，故鲜有神秘色彩。一来，这些长老们全都见过佛陀，没有神秘化情感之需要；二来，解脱者没有负面情绪，懂得法义才是重点。这就是佛教史上的第一次经典集结。
对比不同部派分别所传的律藏（法藏部的《四分律》、化地部的《五分律》、大众部的《摩诃僧祇律》、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与南方上座铜鍱部的《善见律》等），第一次集结的情况似乎是共说的——彼此间没有太大出入。而后来的数次集结便有了不同部派各说各话的倾向。（意味着虽然表面仍然“一味”，但现实确有不争的分歧事实。印导《论毘舍离七百结集》说：“一直追随佛陀的阿难，由于多住西方，也与久住东方的大迦叶，存有多少歧见。……也不成大问题。王舍城结集以来，大体上大家尊重僧伽的意思、尊敬大迦叶；说到律，推重优波离；说到法，推重阿难，成为一般公认的摄导僧伽的大德。”）
第二次集结在佛灭后百年间。由于跋耆族比丘持戒松懈，有向人乞钱等违反戒律的行为发生；被僧团中的长老——耶舍看到，认定为非法。于是，（西方的）七百位上座在毗舍离举行集会，宣布有十种情况（《铜鍱律》：“器中盐净、两指净、近聚落净、住处净、后听可净、常法净、不搅乳净、阇楼伽酒净、无缕边坐具净、金银净”）是违反戒律且不被允许的。顺便再次复诵“全藏”，以集中意志。此次结集被称为“毗舍离结集”，参加者多为佛教长老，故称“上座部结集”。（关于乞钱之“导火索”，问题的焦点实际在于僧人是否能够“蓄藏钱”。）
“但这是东方系最后的失败。大众的力量越来越强，不久终于不受上座的节制而独立成部了。（印导《华雨集三·论毘舍离七百结集》）”东方的毗舍离比丘们不满上座之决议，单独召集约万人举行集会，定此“十事”为合法。由于参与者众多，被称为“大众部结集”。他们独立组织团队，自称“大众僧团”、“大乘比丘”。此时的佛教僧团分别裂两派：一为坚持严谨的长老部，或称上座部；一为新兴的大众部。（佛世时就有隐在危机，比如舍利弗、阿难、摩诃迦叶、优波离等团队的不同学风。）这是南方的说法，将分裂的责任推给了“大众”。
此外还有一种传说：通过批评教育，毗舍离比丘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以没有立即分裂；分裂是之后的事。（印导《印度佛教思想史》：“由东西双方推派出来的代表举行论诤的解决，依律是有约束性的，东方比丘不可能当时再有异议。……结集终了，界外比丘一万人不同意少数结集而另行结集，名“界外结集”，就是大众部的成立。”）虽然不同传说意见不一，但无论如何，僧团不同学风的问题已十分严重。比如对佛终极怀念导致“佛陀观”的抬高，并对阿罗汉（上座）的不断贬低，还有对戒律与经义的歧见等。分裂态势在阿育王之前已经存在，再难挽回。
第三次集结（南方说）在阿育王时期。早期佛教纯是关于解脱学的实践教法，其立场实是源于沙门的；来自沙门又高于沙门，并努力应对婆罗门教的进击。思想领域矛盾尖锐，得到治权集团的关注。阿育王用怀柔政策，使各种宗教都来示好；佛教自然也要搭一搭这班“顺风车”。（今人面对佛法，不能将之想象成真空实验室中的标本。在古代印度，佛教与沙门诸师共同发展；他们的活动范围往往是交集的，彼此的相貌与装扮大概也都相似。）思想领域，不易把握。当佛教处在“风口”时，许多沙门加（蹭）入僧团；或许是为了获取资源，又或者并不清楚彼此的区别何在。
佛教僧团中混迹了不少“外道”，他们仍然坚持自己原有的思想，并说成是佛陀的教导，这就导致了混乱。佛教僧众拒绝与其一同布萨（共住）。可是，佛教的“教制”过于松散，全凭自身力量，无法实现队伍自清。据铜鍱部所传：阿育王听从目犍连子帝须之建议，举办了超大规模的“肃清大会”。通过这次集会，有六万名左右的异教徒僧侣被逐出僧团。目犍连子帝须更选出一千位阿罗汉，用时九个月以再集教法，完成第三次集结。其后，阿育王便送出传教团，四处宣扬佛教正法。其中一支（以室利房为首）辗转来到中国；当时正值秦始皇一统中原，将前来布道的异族僧侣关押、遣返。（此说仅有孤证：《经录》。）
另外一支由摩哂陀带领的团队，将佛法传入斯里兰卡。据赤铜鍱部《善见律毗婆沙》说：摩哂陀是阿育王的长子；他以目犍连子帝须为和尚而出家，以大众部摩诃提婆（大天）为阿阇黎受十戒，以说一切有部摩阐提为阿阇黎受具足戒——这反映出阿育王处理宗教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灵活。（值得注意的是：有关于“第三集结”的始末，为南方特有的传说；仅见于兰卡传承的资料。如此大事，在《阿育王传》与新近破译的《阿育王摩崖法敕》中全都没有反映，这非常令人起疑。）
第四次集结，在西元二十九年；地点在斯里兰卡。（后四次集结说，为南方兰卡铜鍱部所述；被奉为“古老”，也是相对而言。与此相对的是印度的二时、三时教法之兴起，与中国佛教丛书——经录与藏经的编订。）那时已经没有多少僧侣能像早期的阿罗汉一样，可以将全部经典记入脑中。（经典数量可能有所增加。）于是，决定将三藏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留存后世。五百位阿罗汉，用与第一次集结同样的方式重述经典，并将之写在贝叶上。大会圆满成功。从此以后，“叶片书”传播和出现在缅甸、泰国、柬埔寨、寮国等地。
第五次集结在西元一八七一年；得到缅甸国王的支持，地点在曼德勒。目的是对经典重述、验证和比对，以确保一切无误。由三位阿罗汉主领，更有两千四百位比丘，共花了五个月的时间进行。之后，国王将所有经文撰刻在七百二十九块大理石板上，并予建塔保存。最后一次集结，在西元一九五四年；地点在缅甸仰光。由缅甸政府赞助，模仿七叶窟，建造大山洞。大会于五月十七（月圆）日开始，由八个不同国家（缅甸、泰国、柬埔寨、寮国、印度、斯里兰卡、越南、尼泊尔）的两千五百位长老比丘们共同参与。尊者长老马哈希担任首席顾问，负责问证工作。
整个过程用了两年时间，终于在佛灭后二千五百年的（一九五六年）五月完成。这次经典结集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严谨的一次；经典以七个国家的语文写出（除了印度），以巴利语为正宗。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元亨寺陆续出版了《汉译南传大藏经》。（据南传说，巴利语为最接近佛陀使用的语言。值得注意的是，文字崇拜似乎与佛陀的实证主义风格相去甚远。且南传经典在文字记录以前，已经有了数百年的口耳传承；之前是否有过增减？未能定论。之后能否顺应时代？要看实践。目前有一种非理性的意见，认为南传经典是确定为佛说的。我看值得商榷。只能说，传入兰卡的铜鍱部佛法定格在了较早期——一世纪初的发展状态。）
印度次大陆的情况：由于抄本经典的流通，部派百花齐放。发展到后期，大乘行派脱颖而出；为了阐述意见，各自编订论藏，反而使得“复诵集结”之形式走入历史。相关论书代表了两大阵营，分别对时代佛法（所有部派与教法）的总体继承。不过，龙树偏于掌舵，而弥勒长于组织，这一判断基于《大智度论》与《瑜伽师地论》的不同风格。其中，编纂《瑜伽师地论》的弥勒、无著二大士，与编纂《清净道论》的觉音尊者一样：论师们站在高地，对旧有教法系统抉择与总结；将驳杂的诸多教法糅集成宗，为后人的学习开出一条便捷大道，这是非常值得感念的。
我国的“集结”情况，有不同于印度现实的特殊实践。经典零星传来，时间跨度大且不成体系。此外，由于一开始传入即有文本，许多经典有不同译者的不同译本（重复翻译），甚至还有经文开合与译者加撰的情况。所以我国的“集结”活动，皆以经典（目录）汇编之形式进行（方便检索与比对）；这更像是一种大型丛书的编订。在历史上，各种《经录》有近五十种之多，（收录的经籍数量不等，）流传至今的尚有二十余种（《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佛教》）。
在此基础上编纂的“大藏经”，为大小二乘佛教经典兼收的丛书。自北宋开宝（西元九六八至九七五）年间的第一部木刻版《藏经》问世后，历元、明、清、民，共出版过“大藏经”达近二十种之多；分别为《开宝藏》、《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资福藏》、《辽藏》、《赵城金藏》、《碛砂藏》、《普宁藏》、《官版藏经》、《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武林藏》、《万历藏》、《径山藏》、《隆藏》、《频伽藏》、《普慧藏》。在境外，汉文大藏经尚有《高丽藏》（根据北宋《开宝藏》翻刻，其版两次被毁；今本《高丽藏》已非原貌）、《弘教藏》、《卍续藏》、《大正藏》等。
受限于各种历史原因，综观国内外各种版本的汉文大藏经，都有收录不全、排印错漏等缺点（均非理想版本）。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一九四九年后，《中华大藏经》的编辑出版工作被提到日程上来。时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吕澂先生还专门为此编纂了《目录》，即六十年代出版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吕澂先生曾协助欧阳先生编辑《藏要》，在此过程中发现旧版《藏经》存在不少问题；即计划编辑出版反映我国现代佛教研究水平的《中华汉文大藏经》。历时三年，编出《目录》；这是先生数十年“案劳”的心血结晶。可惜，该计划并未被真正落实。）
一九八二年，时任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的任继愈先生，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会议中建议整理出版《中华大藏经》。（虽然分别有汉文、藏文等不同文字的部集，但统一采用《中华大藏经》这一名称；这在“藏史”上属于首创。）同年八月，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正式决定，委托任继愈先生负责，开启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编辑与出版工作。这一伟大工程总共动员了约一百六十人参与；历经十三年，最终于一九九四年底编纂完成；一九九七年由中华书局全部出齐。这部《大藏经》收录经典一千九百三十九种，分一百零六册。二〇〇四年出版《总目》一册，共计一百零七册。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出版，推动了“藏文部分”的整理工作。一九八六年，季羡林、任继愈、多吉才旦、土登尼玛等汉、藏学者一致建议应尽快整理出版《中华大藏经》的藏文部分。次年五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组建“大藏经对勘局”，在四川成都展开《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的整理出版工作。“藏文大藏经”分《甘珠尔》、《丹珠尔》两部分（正副两藏）：前者是佛经总集，包括经藏与律藏两大板块；后者是历代高僧大德对佛陀说教的解说与论述。《甘珠尔》选择了八种木刻版本进行对勘，《丹珠尔》选择了四种木刻版进行对勘，总计二百三十二卷。从最初对勘到最后出片，一共经历了十二项二十四道工序，是目前为止校对最为精良的“藏文大藏经”。（“中华大藏经”参考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及“百度百科”。）
网友评论